有序和冷静是最好的抗灾武器
无论是回顾灾后的应急反应和讲述灾后重建挑战，这位死守救灾一线而严重透支的基层干部眼里，始终充溢着坚强和勇气。
震灾应对：
灾后应急，党委书记刘俊林经历了一生中最艰难的能力考试。一切至今无比清晰，包括那只有几分钟的矛盾抉择。
珍贵的对讲机和应急预案
记者：地震发生那一天，你是怎么应对的？
刘俊林（脸色非常低沉，眼含泪水）：从12日到今天，终身难忘。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我很快意识到这是灾难，我旁边的一座楼完全被拉裂了，手机通讯中断。最强烈的冲击过后，我立即想用什么方式可以对外联系。开会的旁边就是一个派出所，我冲进去，两个干警手里有对讲机，我抢了一个过来，让他跟着我上车，就往市区去。
记者：返回市区的路上你做了什么？
刘俊林：返回市区的路只有20公里，那一天却如此漫长。庆幸的是，我们在2006年初就根据成都市委的要求，建立了都江堰重大灾害应急预案。
我在车上通过对讲机，让110指挥中心尽力组织营救，并与公安局局长取得了联系。我们商定把临时指挥中心设在市公安局，让他召集警力，建立与成都的联系。我让110通知应急部门的领导到指挥中心集合。
下午3时10分，到了市公安局大门口；下午4时左右，所有人都聚齐。公安局的群众接待室有几台座机，我们建立了第一个通讯系统，后来温总理也是在这里与外界进行联系的。各种严峻的信息抵达指挥中心，都江堰最早被确定为重灾区。
下午6时左右，来自成都的救援力量开始实施营救。
记者：为什么说，这条路如此漫长？
刘俊林：活着的人都在路上，车开不快。越接近市区，我的压力也越大。沿途我看到无数的民房垮塌，群众恐慌紧张无助，漫天灰尘。我坐在车上，一边指挥一边无比矛盾：是沿途下手救援，还是尽职指挥？
但是我最终还是决定赶到指挥中心，因为我应该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记者：回想起来，你觉得灾后应对最重要的是什么？
记者：你在其中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火线免职：
很难容忍个别人的价值观
5月18日，都江堰市决定对4名救灾不力的干部免职，这是灾后最早的“火线免职”；10日后，四川省纪委正式进行了通报。
并非“打击”只是工作要求
记者：在灾区中，都江堰市最早对救灾不称职干部进行“火线免职”，这一点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刘俊林：在特大灾难面前，每个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和觉悟。我们有一个干部，在灾难发生时第一时间不是到工作岗位，而是为了顾及家人的安危，赶紧回家举家搬到安全的县。出于人性我们可以理解，问题在于与他取得联系后，让他回到工作岗位上来时，他不肯回来。这就丧失了公务人员最基本的道德水准。
灾难发生后，我们市里的四大班子领导无一逃避，全部到位。我们很难容忍不尽职的人员继续在我们的队伍中，为了表明他们的工作和责任，我们作了这样的决定。
记者：这个决定做得很快，在火线上有没有压力？
四川省纪委和我们进行了沟通，我相信我们的决定是很理性也很有序的，经得起考验的，是根据实际的工作需要作出的。
重建对政府公务员考验更大
记者：我在指挥部呆了好几天，发现很多干部不分昼夜一直死守一线，你估计他们要守到什么时候？
刘俊林（无奈一笑）：我想至少还要坚持一段时间。我们很多干部自己也是灾民。他们有自身的个人感情，但是他们无怨无悔，我相信大部分干部现在都没想过，什么时候才能休息。这次灾难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预防危机应对的训练，有能力上的也有心理上的。我能感觉到，很多人的内心都在起一种深层次的变化，工作层面和精神层面的。
记者：对基层干部来说，也许考验还没有结束。
刘俊林：作为公务员群体，他们的总体力量和价值在这次的灾难中都有了一种集中的展现。我相信在未来的重建中，他们将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这一段实践和经历在未来一定有着特定的价值。
灾后重建：
都江堰道义上要先走一步
22日，都江堰市宣布进入灾后重建阶段，他们誓言用3年时间重建美丽家园。而在刘俊林看来，现实问题不仅未随紧急救援而结束，反而更具挑战性。
全球招标有独特“精神意义”
记者：最早被确定为重灾区的都江堰得到了最早的救援，在灾后重建上是否觉得有更多的责任？
记者：所以都江堰率先开启重建步伐，并高调宣布重建规划全球招标？
刘俊林：现在地震灾难的救援基本结束，我们向世界发布招标，不仅是现实需要，还在向全社会表达这个城市的精神。我们遭遇了灾难，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失去城市发展的机会，我们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我们的信心。灾难也留下了一定的地质灾害。世界其他国家有过类似灾害，很多专家做过评估，我们自己摸索太慢，需要和各国分享灾后重建经验，让他们出出主意。
刘俊林：做科学规划还需要一个过程。目前从判断上来看，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变动，因为我们没有地裂和地沟，成都平原还是基本稳定和安全的。对于一些位于山地区的建筑，可能要另地建设。
“70平方米”新政备受关注
记者：都江堰市宣布，房屋损毁的受灾居民提出救助申请，每户一概获得70平方米的安置房，是“一刀切”？
刘俊林：必须认识到，这不是一个“补偿”政策，而是救助。我们必须看到，现实中群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相当一部分群众无力背负这种损失，尤其在短期内。因此我们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提出这种救助政策。
我们计算过，灾前大概40%的群众居住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20%的群众接近这个居住面积，等于说我们有60%以上的居民可以得到灾后实质的救助和改善。我个人认为，这是道义层面上很有价值的做法，也体现了政府对灾民的人道主义关怀。
记者：重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刘俊林：一个中等城市20万的人口，一瞬间居无定所，你说他们何去何从？灾后这么多天了，很多灾民得到了初步的安定，对灾后长期困难坚持的压力开始出来了。
还有，不少自救外逃的群众逐渐回到家园，他们“回流”增加了城市的压力，我们的物资缺口可能会加大。但是也必须看到，大部分的群众都有共同面对困难的积极心态，他们对未来有着极大的希望。（邱瑞贤） (本文来源：广州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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