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人物系列之——陶谦
一、陶谦，丹阳人也。少年时以不羁闻、敖戏无度，后好学，为诸生，仕州郡，举茂才，拜尚书郎，先后出任舒县令、卢县令。其后迁幽州剌史，徵拜议郎。其“在官清白，无以纠举”，在那汉末“豺狼当道”的年头实属难得。
中平二年三月（公元185年），北宫伯玉等率领羌胡进犯三辅，灵帝忙派遣皇甫嵩讨伐，皇甫嵩表请武将，召拜陶谦为扬武都尉一同出征。七月，皇甫嵩因为先前得罪了中常侍赵忠、张让二人，终于难逃毒手，被贬官消爵。同年，朝廷另委派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讨北宫伯玉，张温也请陶谦为参军事，接遇甚厚，但陶谦却不领情，毕竟和皇甫嵩比起来张温的确显得无能多了，因此陶谦对张温的态度是“轻其行事，心怀不服”。终于，在回军途中火山爆发，陶谦公然羞辱张温。张温本想处置陶谦，却被和事佬劝说，张温也看重陶谦的材略想一笑眠恩仇。可结果却是换来一句：“谦自谢朝廷，岂为公邪？”张温倒是大度，不愧是连董卓都能放过的“宰相肚”，仅笑说一句：“恭祖痴病尚未除邪？”两人和好如初。
时年陶谦五十四岁，已算一个老官僚了，可少年时那狂放不羁的习气依然不改，却也能在仕途一路高升，可见陶谦无论在政绩和军事均有其真才实料，方能在汉末乱世立定脚跟而不倒。
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冬十月，青、徐两州黄巾复起，攻打郡县。朝廷以陶谦为徐州剌史，镇压黄巾军。这是陶谦为官生涯第一次作为主帅出征，但陶谦却也不负圣命，一到徐州就任用亡命东海的泰山人藏霸，及其同乡孙观等为将。结果一战便大破黄巾军，剩下的黄巾军也被逃出徐州境内，北上青兖两州。一直到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被公孙瓒大破于东光，余部进入兖州为曹操打败收编为青州军。在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和兴平元年（公元194年）跟随曹操又打回了徐州，这恐怕是陶谦始料未及的。
二、黄巾破走，境内晏然。陶谦上表拜藏霸、孙观为骑都尉，令其屯琅琊郡治开阳，驻守徐州北面。是时徐州两遭黄巾之乱，战火过后“世荒民饥”。如果不好好处理，饥民再来一次黄巾之乱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情。“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要解决百姓举义的问题，就先得解决吃饭问题。陶谦此刻体现出了其优秀的政治能力，他想到了一个好法子——屯田。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陶谦表下邳人陈登为典农校尉，在徐州境内实行屯田。陈登时年二十五岁，年纪虽轻，能力却强，一上任便“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在陶谦、陈登的努力下，徐州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收获“粳稻丰积”。徐州屯田比起公孙瓒在易京、曹操在兖州的屯田早六年，可称汉末第一个想到屯田解决粮荒之人。
黄巾起义另一重要因素是宗教问题，桓灵之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底层民众对政府早已丧失信心，两汉神学化了的纲常名教，即独尊的儒术地位，亦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故此一经煽动，立成燎原之火，“太平道”的宗教号召力实是不容小窥。
徐州更为太平道起源之地，早于顺帝年间琅琊郡就有干吉、宫崇师徒传播太平道教义。《后汉书，襄楷传》云：“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臧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故此陶谦命藏霸屯琅琊开阳，亦有预防死灰复燃之举。
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在上层社会颇为流行，可于汉明帝时代，发生了楚王英谋反一案，而楚王英偏偏又是个佛教信徒，结果因此案“坐死徙者以千数”。 自此以后近百年中，史籍不再有关佛教在中土传播的记载，显然，也是这次株连的结果。但由于中国佛教“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比起“太平道”的“苍天已死”自然是大大好。陶谦也深知此点，于是开始在徐州推广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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