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网站我看了`确实十分悲惨`心中不由的低落和愤慨`一阵阵的辛酸~一阵阵的痛.........
我把他顶上来`希望你们能看看~更多的了解南京大屠杀吧!!!
南京青年被日军砍杀之惨景。 南京青年被日军砍杀之惨景。 南京青年被日军砍杀之惨景。 南京大屠杀是中华民族躯体上无法消弥的伤疤。六十七年已过去了,昔日的屠场已再度成为一座繁华的都市,在平常的日子里,年轻的一辈仅仅只能从教科书上知道南京大屠杀这一名词,他们已很少提及这段屈辱的往事。图为南京青年被日军砍杀之惨景。 | ||
(来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
随着“南京大屠杀”幸存下的活证人李秀英的去世,能亲身见证那段历史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每个人的诉说,都可能是后一次老人往可乐瓶做成的水烟筒装好烟丝,抬起头来,望着我说:“问吧,孩子,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慰安妇。”
坐在老人的面前,很久很久,我不知道怎样开口。如果有可能,我会永远不问60年前在她身上发生的那些事情。
老人将嘴抵近水烟筒,深吸了一口,又叹息般地吐出烟雾,然后说:“那年春天,我还不到15岁……”
老人没有等我提问,便开始讲起60多年前被日军抓进慰安所的悲惨经历。
1942年春天的一个中午,未满15岁的陈亚扁正在家中的堂屋里织着桶裙,嫂子和姐姐则在一旁舂米。突然,几个端着枪的日本兵闯进屋来,姑嫂三人吓得扔下了手中的活,惊慌失措地呆在那,不知如何是好。“如虎似狼的日本兵堵住门,叽哩咕噜地一阵乱嚷,眼睛在我们姑嫂3人的身上扫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停留在我身上。日本兵把我姐姐和嫂子赶出门,然后用匕首割断我身上系着的连着纺车的缠带,把我拉起来,用手在我身上乱抓乱捏,并粗野地剥光了我的衣裙,又把我按倒在地上……不管我怎样哀叫、挣扎,他们都不停下来,还兴奋地狂叫……直到我昏死过去。”
从那以后,日本兵就经常来找陈亚扁,直接在马背上或村寨外面施暴,陈亚扁稍有不从,就会遭到毒打。
“后来,日本兵索性把我抓到砧板营的军营,一同被抓去的还有同村的其他漂亮姑娘。我们被关在两间简易的木屋内,成了固定的‘慰安妇’,由日军士兵日夜轮班看守。每天晚上我们都要遭受日本官兵奸淫,遇到轮奸时至少是二三个,多时有四五个不等。”
在军营中,她们白天给日军食用的大米挑砂子,收拾房子,夜里则供日本兵发泄性欲,有时白天也会遭到日军官兵的强暴。
“3个月后,砧板营日军奉命把我押送到百里之遥的崖县藤桥慰安所。在藤桥慰安所里,我被关在盒子式的第二层木楼上,楼下还关着其他姊妹。由于当时我年纪小,不来月经,奸淫我的日军官兵人来人往,整夜不断……我还听到姊妹们的呼救声和啼哭声,也听到日本官兵嚎叫和狂笑声。”
一年后,陈亚扁从藤桥慰安所又被弄回砧板营军营,关在一间房子里,相连的房子里还关住着同村的其他姑娘。砧板营军营离陈亚扁家所在的村庄仅一里之遥,不时传来村里的鸡啼牛哞声,可陈亚扁却无法见到家人的面。秋去冬来,家人送衣裙添换,也只能通过看守递进来。
“我在日军不同地方的慰安所中遭受非人的折磨近4年之久,从未满15岁的黄花少女到浑身创伤的18岁的大姑娘,其间受到数以千计的日军官兵蹂躏,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才得以逃离魔窟与亲人团聚。”
由于遭受日军长时间的心灵与肉体上的摧残,陈亚扁虽然逃脱了魔窟,但却已无法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她一个人躲到深山里,过起了与世隔绝的野人般的生活。建国以后,政府把她从山里找回来,分给土地,给了她自由生活的权利。
1957年12月,30岁的陈亚扁嫁给了同村的一个鳏夫,然而不到一年,丈夫便去世了。3年后,陈亚扁再次嫁人,并生有一女。几年前,陈亚扁老人的第二任丈夫也已去世,现在老人和女儿一起生活。
“我活不了多久了,我什么也不怕了,我是慰安妇,我要把我的经历告诉所有的人。”说这话时,老人紧紧抓着我的手。
60多年前,当时仅4000余人口的陈亚扁家所在的鸟牙峒村,就有20多名少女被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年龄最小的仅14岁,最大的不超过19岁。
据有关专家考证,在日军侵华期间,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迫成为日军的性奴隶,日军慰安所遍及我国20多个省,中国是日本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陈亚扁老人的经历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因为种种原因,大多日本慰安妇制度的受害人至死都没有说出自己那段悲惨的经历,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受害人像陈亚扁老人一样站出来,把那段苦难的历史告诉给所有的人。
战争期间上海附近的一间“慰安所” 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披露,侵华日军在中国强征的“慰安妇”人数在二十万人以上。 苏智良是在昨天举行的南京大屠杀史二000年度学术成果交流会上作上述披露的。他说,根据迄今为止并不完全的调查,目前已知中国境内有二十二个省、市有日军慰安所、慰安妇。 据苏教授介绍,近年来,中国学者在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新发现了一批侵华日军慰安所遗址,许多当年受到日军性暴力侵犯的幸存者也打破沉默,勇敢地站出来指证侵华日军禽兽般的性暴力犯罪。 苏教授本人及其所领导的中国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不久前在山西某县调查,寻访到四十多个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而据调查分析,该县被日军抓去充当“性奴隶”的女性实际上达千人以上。 苏教授说,当年被日军强征的那些中国“慰安妇”,如今还活着的大多已是风烛残年,许多人孤独无依,其状堪怜。 苏教授认为,征设“慰安妇”是日本军队有组织的集体犯罪,也是日本国家的集体犯罪,因此,日本政府必须正视历史事实,承担历史责任,给所有受害者以公正的交代。 |
昨日推出《广州五大慰安所旧址藏身闹市中》报道后,接到许多读者的热线电话,众多羊城市民痛陈日军侵穗罪行,揭露日军慰安所大量鲜为人知的内幕,结果再曝出广州四大慰安所旧址,它们分别位于越秀区北京路西横路、天河区五山路、荔湾区增埗以及海珠区同福西路。众多羊城老市民认为,作为中国近代史见证日军侵穗罪行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九大日军慰安所应“验明正身”后加以保护,教育世代羊城子孙莫忘历史。
增埗慰安所
概况:旧址位于现荔湾区增埗五羊啤酒厂附近,至今保存完整无缺
八龄童被逼清洗避孕套
记者昨日在环市西路,采访了曾被日军强逼进入荔湾区增埗慰安所劳役的黄国华老先生。已75岁高龄的黄老先生是广东省汽车站的退休职工,据其回忆:大约是1943年,由于家境贫穷,十多岁的他每天会赶到越秀区文德路进行乞讨。当年的文德路有很多不满十岁的儿童沿街乞讨。一天,一个日本人来到文德路,告诉黄国华与其他三个七、八岁左右的小孩,说有个地方可以让他们吃饱饭,问是否愿意去。因为非常痛恨这些日本鬼子,4个小孩子都没有答应。最后,这个日本人竟然强行将4个小孩带到现荔湾区增埗五羊啤酒厂附近的慰安所,逼迫他们清洗用过的避孕套。
据黄老先生回忆,当时的日军慰安所是一座两层的老式西洋楼房。刚进去的时候,看到那些用过的避孕套,4个孩子全都又呕又吐,大哭不已不愿干活。慰安所进出的日本兵非常凶暴,为了“杀鸡给猴看”,将其中一个7岁的孩子打得遍体鳞伤。剩下的小孩吓坏了,只好老老实实地开始工作。他们清洗完避孕套,还要将它们挂到外面晾干,再收回来给来慰安所的日本鬼子使用。黄老先生说,在慰安所清洗避孕套的孩子,多的时候会有十多个甚至20多个,全是日本人抓来的。大部分孩子不到十岁,每天两顿饭,只能吃两个小饼,许多小孩饿了就大哭不已。
在慰安所清洗避孕套的日子,如同一个梦魇至今让黄国华老先生记忆深刻:从早到晚,慰安所里都充满了女子悲痛欲绝的哭泣声,夹杂着日本鬼子凶暴的喝斥与脏话。“好凄惨!好可怕!整个慰安所仿佛一个人间地狱。”慰安所里的慰安妇很多是日本人,还有很多是说白话的广州女人和学生模样的年轻女子。这些妇女和少女,全部是日本兵从广州城内劫掠来的平民百姓和学生。来慰安所的日本鬼子则想方设法残暴地折磨她们,逼她们就范。
被日军抓去作“慰安妇”的妇女。 日本在武力侵华的同时,还在中国强征二十万以上的妇女做“慰安妇”。征设“慰安妇”是日本军队有组织的集体犯罪,也是日本国家的集体犯罪,因此,日本政府必须正视历史事实,承担历史责任,给所有受害者以公正的交代。 图为被日军抓去作“慰安妇”的妇女。 |
8月13日,我国专家首次披露侵华日军进行人体冻伤实验的最新实证,其中有20余张照片再现了当时冻伤实验的极其残忍的情景。此次披露的冻伤实验罪证是侵华日军细菌战与毒气战研究所(简称七三一研究所)所长金成民于200 图为实验对象被冻伤的脚的资料照片 图为实验对象被冻24小时的手的资料照片 新华网长沙8月27日电(记者 丁文杰) 日军当年实施的细菌战罪行,给中国老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60多年过去了,那场灾难的亲历者、受害者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依然忍不住流泪。记者在长期的跟踪采访中,每次听到他们的控诉,都让我们的心灵震颤。 18天内就有6位亲人被夺去生命 “当时常德鼠疫流行,短短的18天内我就有6位亲人被夺去了生命。”68岁的何英珍老人每次提起自己的悲惨遭遇,悲愤交加,声音哽咽。 1941年11月,日军在常德实施细菌战时,何英珍还是一个只有7岁的小女孩。在父亲的带领下,全家18口人从江西老家移居常德谋生,经营一家名叫“保元堂”的中药铺,日子过的很平静。 然而灾难很快降临到这个家庭。有一天吃过早饭,何英珍的嫂子熊喜仔收拾好碗筷去上厕所,刚走到厕所门口,突然倒下。家里人慌忙把她抬到床上,发现已经昏迷不醒,发着高烧,不会讲话。不多久,只见她身上出现紫斑,奄奄一息,临近中午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 “听大人们说,我嫂子早两天就不舒适,家人劝她休息,可她还是坚持干活,谁料她已经染上了日本侵略者撒播的鼠疫病毒!”何英珍沉痛地讲述着当时的情景。她说:“当时的政府要求把鼠疫患者隔离,尸体火化,我们害怕嫂子被火葬,一直紧关大门,等到晚上悄悄将尸体运到山里埋葬了。” 何家第二个被细菌战害死的是何英珍二姐夫朱根宝,死的时候才28岁。熊喜仔死后第三天,同样是吃过早饭后,朱根宝正把一袋干辣椒背到吊楼上去晒,刚走到楼梯口,就突然倒在地上。症状和熊喜仔基本相同,当晚就离开了人世。 “何家三天就死了两个人!”噩耗传开后,邻居人心惶惶,东躲西藏。何英珍说:“我们那条小巷道里,很少人走动,死气沉沉。”为了预防鼠疫传染,常德城专设关卡,给出入的人打预防针。“可当时呆在家里的两个小孩,还来不及打预防针就染上了鼠疫死亡。一个是我心爱的弟弟何毛它,另一个是我那死去的嫂嫂的二女儿、只有2岁多的何仙桃。”何英珍伤心地回忆说。 最让何英珍老人伤心的是本来回江西老家探亲的伯伯、叔叔可以躲过那场劫难,可他们听说家里发生不幸后,日夜兼程赶到常德,在一天深夜,两人偷偷摸进城,回到阴森森的家里。就这样,没过几天两人相继感染鼠疫死去。 母亲临死前对我们喊:“逃、逃、逃!” 1940年10月,日军飞机在浙江省衢县上空撒下谷物和感染鼠疫的跳蚤。11月,衢县鼠疫流行。第二年9月,流行鼠疫从衢县传播到相邻的义乌县城。 义乌市80高龄的金祖池老人就是在那场日军细菌战中,永远失去了祖母、母亲和只有8岁的妹妹金宝钗。 义乌县城第一个受害者是一位名叫郦冠明铁路职工,1941年9月,他因公出差到衢县,在那里感染上鼠疫,返回的第二天就死亡了。从那以后不久,义乌县稠城镇北门出现鼠疫患者,有人不断地死亡。在患者的住家附近,发现了大量死老鼠。义乌县卫生院当即判定正在流行鼠疫,便采取紧急措施,成立了防疫委员会,组织了医疗班,设置了隔离所,建立了防疫队。 金祖池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家正巧是鼠疫流行地区,被作为疫区被封锁起来。那时,我们都感受到死亡的恐怖。防疫人员禁止我们外出,要求发现病人后举报。如果发现患者,连同亲属一起被强制送入隔离所监禁起来。可以这样说,当时进了隔离所就几乎没有活着出来的希望了。” 金祖池的祖母首先染上鼠疫,家人不敢声张,偷偷地请医生,医生也不敢来。金祖池说,祖母连续高烧,满脸通红,只是要喝水,可喝了水后,还是“水、水”地喊个不停。祖母刚死,金祖池的母亲跟着染上鼠疫,也是发高烧,淋巴肿胀。“母亲临死时对着我们喊:‘逃、逃、逃!’” “祖母、母亲、妹妹一个个地死去,活下来的家属,心都碎了。但是,我们只能默默地流泪。”金祖池老人喃喃地说。 鼠疫流行后,金祖池家里有6个人跑到外婆家避难。他说:“没过多久,防疫机关知道我家有人染上鼠疫,防疫人员把没有患病的父亲关进隔离所。后来,父亲趁着看管人员不留神的时候跑出来,准备逃到外婆家去。但父亲不敢进外婆家的村庄,只好躲在野地里,让舅妈偷偷送点吃的东西来,就这样活下来。” 喝了萝卜籽汤和黄泥水后,侥幸逃脱劫难 75岁的周道信老人世代居住在浙江省江山市清湖镇七斗村,真正从细菌战死亡线上爬出来,是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和见证者。1942年6月到8月,侵华日军占领江山市75天,撤退的时候,日军向这个市散布细菌,致使霍乱、痢疾、伤寒等疾病在江山传播和流行,造成无辜平民大量死亡。 那时,周道信才15岁,父亲因病去世,全家10口人以种田为生。周道信说,七斗村位于距离江山市7公里处,是一个居住着25户、70多人的小村庄。日军以江山市为据点,白天对周围的村庄进行扫荡。 1942年8月18日,兄嫂和妹妹跑到别的地方躲日本兵,周道信和母亲、婶娘三人呆在家里。这些天日军开始从江山市撤出。上午9点多钟,有身着白色便服的4个青壮年男子来到村子里。周道信描述说,其中两个个子较高,两个中等偏胖。有两人肩挑箩筐,箩筐里放有米稞,他们自称国民党中央兵,说一口中国普通话,他们对村民说日本兵要撤退了,看着老百姓饿的可怜,所以分一些米稞和馒头给你们充饥。米稞像江山人经常做的老寿稞,圆形,细看颜色稍微有点黄,闻起来有股异味,那米稞5个一包,用牛皮纸包着。还有像馒头的,两个一包,闻起来也有异味。“由于日军长期侵占,百姓食不裹腹、饥不择食,我娘儿俩及婶娘不假思索就把这样的米稞给吃了下去。”周道信说。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在吃了“米稞”还不到20小时的时候,由于婶娘年高体弱,抵抗力差,首先发病。据周道信老人回忆,婶娘最开始是腹泻,继而拉稀不止,不停地呕吐。由于失水过多,老喊口渴,浑身没有力气,眼球很快陷下去,人都变了样,从发病到停止呼吸,大概就是一天时间。周道信说:“我看着婶娘惨死,当时惊恐万分。”果然,婶娘死后,周道信也开始发病,开始时腹痛、腹泻、呕吐不止,继而全身无力、抽筋,最初还能够起床上厕所,到了后来实在没有力气,只好把大小便拉在屋内。“当时我认为死期来了,好在邻村一个土医生指点,喝了萝卜籽汤和黄泥水,四五天后居然好转,侥幸逃脱一场劫难。”周道信说。 周道信母亲由于米稞吃得少,发病轻,又先后喝了萝卜籽汤和黄泥水,也侥幸逃过劫难。(完) |
恩`希望天山的话`能早一天实现`
也希望我们中国快快成长`超越日本`
(痛恨日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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