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蜀汉政权与罗江

天蚕

研究三国历史和三国文化，应该是“条块结合”，纵横交错。所谓“条”，主要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历来为专家学者所重视；所谓“块”，主要指区域研究，比之前者则相对薄弱。用这一眼光来观照蜀汉历史研究，除了继续纵向清理刘蜀集团的兴衰过程，系统研究其政治得失、军事成败、经济兴废、文化荣衰之外，还应大大加强对蜀汉辖区的分区研究，具体分析各个区域对蜀汉政权大小不等的支撑作用，以及蜀汉政权各项政策在各地的实施情况及其影响，才能更加全面、更富立体感地把握蜀汉历史的整体。在这个意义上，认真考察蜀汉政权与罗江县的关系，便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了。

罗江，今属四川省德阳市，位于德阳、绵阳两大中心城市之间。两汉时，罗江县域属涪县 (治今四川绵阳市)。北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三云：“罗江本涪县地。晋于梓潼水尾万安故城置万安县。晋末乱，移就孱亭，今县是也。梁置万安郡。隋开皇二年废郡为县。唐天宝元年，改为罗江县。”尽管县名几经存废，但位于成都平原东北边缘、川陕古道上的这一区域，却具有非同小可的战略价值；而在蜀汉政权的发展过程中，更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清嘉庆二十年(1815)重修之《罗江县志》卷四《形势志》所云：“罗纹水合，龙池山开。东绕双江之流，南耸千寻之塔；北接潼绵孔道，四达通衢；西瞻鹿马雄关，两峰对峙。为三国险阻之区，实两川咽喉之地。”一、庞统墓与刘备取蜀刘蜀集团的全部发展战略，乃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规划的：首先争取跨有荆益，然后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时机成熟，再两路北伐，以成霸业。如果说，夺取荆州的最大功臣是诸葛亮的话，那么，夺取益州的最大功臣则是庞统。

《三国志·蜀书·庞统传》及“裴注”写得很清楚：建安十四年(209)，刘备自领荆州牧。建安十五年(210)，庞统归刘备，不久便深受器重，与诸葛亮并为军师中郎将。建安十六年(211)，益州牧刘璋遣法正迎刘备入蜀，欲使其攻汉中张鲁。这本是送上门来的良机，刘备却因恐有损其“信义”名声而一度有所顾虑。正是庞统力劝其借机夺取益州，并剖析利害道：“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一席话点醒了刘备，促使他立即下定决心，亲自率兵人蜀。这是刘蜀集团的一大战略步骤，也是刘蜀大军前所未有的一次分兵。两位军师，诸葛亮留镇荆州，庞统则辅佐刘备人蜀。当刘备与刘璋初会于涪城时，庞统主张就此擒获刘璋，不战而定益州；刘备因“初入他国，恩信未著”而未予采纳。次年，即建安十七年(212)，庞统又进献取蜀三策：“阴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一举便定，此上计也。杨怀、高沛，璋之名将，各仗强兵，据守关头……将军因此执之，进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计也。退还白帝，连引荆州，徐还图之，此下计也。”刘备取其中策，诈称欲还荆州，擒斩刘璋大将杨怀、高沛，从而正式开始了夺取益州之役。我在拙著《<三国演义>评点本》第六十三回总评中写道：“历史上的庞统在夺取益州的过程中，作为刘备的主要助手，协助指挥全军，取白水，袭涪城，夺绵竹，节节胜利，进围雒城，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直到建安十九年(214)，他在率兵攻城时不幸中流矢身亡，年仅三十六岁。此后不久，刘备便夺得雒城，进逼成都。而诸葛亮则是在这年初统兵人蜀，与张飞、赵云等‘分定郡县’，然后‘与先主共围成都’。罗贯中为了突出诸葛亮的作用，在《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虚构了庞统在‘落凤坡’遭到埋伏，被乱箭射死的情节，有意将庞统之死提前，以便诸葛亮尽早入蜀。这样，庞统所起的关键作用被降低，诸葛亮则被写成了夺取益州的主要指挥者。这对庞统来说不够公平。”刘备夺取益州，顺利实现了“跨有荆益”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后又以益州为根据地，夺取汉中，达到其一生事业的顶峰，庞统对此功莫大焉。而庞统的不幸牺牲，则使刘备失去一臂，是刘蜀集团的巨大损失。如果庞统不早死，诸葛亮要么可以晚几年入蜀，要么可在刘备定蜀后与庞统互相置换(诸葛亮到成都辅佐刘备，庞统则去镇守荆州)；果真如此的话，荆州或许不会失守，三分天下的格局可能会大不一样。尽管史实已无法改变，但英才早逝却不能不令人扼腕长叹!

关于庞统死后的葬地，《庞统传》未作明确记载。这在《三国志》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夏侯悼、夏侯渊、曹仁、荀或、荀攸、贾诩、郭嘉、张辽、马超、黄忠、赵云、法正、张昭、顾雍、周瑜、鲁肃等重要人物的葬地，《三国志》均未明确记载)。而唐代以后，历代均有文献记载庞统墓在罗江县鹿头山上，南宋大诗人陆游便作有《鹿头山过庞士元墓》一诗：“士元死千载，凄恻过遗祠。海内常难合，天心岂易知。英雄千古恨，父老岁时思。苍藓无情极，秋来满断碑。”明代曹学俭所撰《蜀中名胜记》卷九《罗江县》条，概括唐宋以来的记载云：“《寰宇记》：‘白马关，在罗江西南十里……’《志》云：‘山上平坦，有小径，仅容车马，三国时营垒也。其下名落凤坡。’按凤雏先生庞士元，侍昭烈至此，卒于流矢下，其葬在鹿头关桃花溪东岸。”这是可信的。我曾经指出：“其故乡襄阳距离遥远，且为曹操地盘，还葬原籍是不可能的。……由于这里(鹿头山)地势高阜，背景开阔，距雒城亦不过数十公里，痛失良佐的刘备将庞统葬于此处是很有可能的。”正如《三国志》未记关羽葬地，却并不影响洛阳关林和当阳关陵的真实性，《三国志》未记张飞葬地，却并不影响阆中张飞墓的真实性一样。

庞统是刘备夺取益州的最大功臣，庞统墓则是这一战役的一座丰碑。它与刘备入蜀后与刘璋欢聚饮宴的富乐山(在今四川绵阳市)、曾经驻扎的葭萌关(在今四川广元市)一起，成为蜀汉在今四川境内最早的一批遗迹。而论保存之完整，在广大民众中知名度之高，庞统墓无疑在其中居于首位。从宋代起，墓前修建了靖侯祠 (庞统谥靖侯，故名，俗称庞统祠)，历代又多次修茸扩建。千百年来，祠墓相伴，翠柏青青，成为蜀中一方名胜。

二、鹿头山与蜀汉之亡

鹿头山在今罗江县城西，其西麓直抵绵远河 (古称绵江)，与绵竹故城(今罗江县白马关镇与德阳市旌阳区黄许镇之间的袁家镇宏恩村、双江村)隔水相望。成都平原至此与北部山地丘陵相接，使鹿头山成为西蜀北面最后一道天然屏障。这里地处冲要，俯瞰四周，视野开阔，实为屯兵之要地。《读史方舆纪要》评曰：“自山以西，道皆坦平，西川恒以此为巨防。”刘备取蜀之役，以涪城为大本营，而以鹿头山为指挥中心。庞统中流箭死后，刘备将其葬于此处，不仅符合古人讲究风水、重视环境的风俗，而且与鹿头山在当时的战略地位有关。

魏景元四年(蜀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司马昭命征西将军邓艾、镇西将军钟会、雍州刺史诸葛绪等五道伐蜀(其中钟会大军由斜谷、骆谷、子午谷三路进攻汉中，故与邓艾、诸葛绪合称“五道”)。此时，驻守汉中的蜀汉大将军姜维上表后主，建议“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然而，操纵朝政的宦官黄皓却“征信鬼巫，谓敌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致使丧失了大好战机。钟会攻取汉中后，姜维会合廖化、张翼、董厥，退保剑阁。“冬十月，(邓)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由，蜀守将马邈降”。蜀汉朝廷闻讯大惊，急遣行都护卫将军诸葛瞻率兵抵御。“瞻督诸军至涪停住，前锋破，退还，住绵竹”。这里所说的“绵竹”，不是指位于平原地区的绵竹县城，而是指与县城隔水相望，隶属于绵竹县的绵竹关(鹿头山)。这里不仅控扼川陕古道，为魏军前进所必经，而且地势雄峻，易守难攻，实为抵御邓艾的最佳阵地。任乃强先生《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刘后主志》注云：“(诸葛瞻)住绵竹，为守鹿头关。上引《钟会传》所谓‘蜀军保险拒守，(邓)艾遂至绵竹’者是也。涪距剑阁二百里，仅隔梓潼一县，两军易于并力。而瞻退绵竹者，盖与 (姜)维、(张)翼、(董)厥、(廖)化等商为保据险阻困敌于平之计。翼、化等盖亦已分军出马鸣阁与江油等处截击田章，断艾后援。上引《钟会传》云‘破蜀伏兵三校’可证。”又云：“绵竹之战，(邓)艾军死中求生，存亡所系。《艾传》云：‘(诸葛)瞻自涪还绵竹，列阵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马司纂等出其左。忠、纂战不利，并退还，曰：“贼未可击。”’……盖瞻等凭山险为阵，故忠与纂言未可击也。”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今庞统祠西北 300米处的山上有一座高10米、宽10米、长30余米的平台， 《罗江县志》称为“诸葛将台”，应该就是当年诸葛瞻扼守鹿头山的指挥部所在。可惜诸葛瞻将略不足，不善用兵，本应凭险固守，等待姜维大军回援，以便前后夹攻孤军深入的邓艾，却气盛易怒，死拼硬打，“遂战，大败，临阵死，时年三十七。众皆离散……瞻长子尚，与瞻俱没”。诸葛瞻以死报国的赤胆忠心固然令人崇敬，但其一误再误、迅速败亡的结局却实在令人惋惜!

诸葛瞻败亡后，邓艾大军直逼雒城(今四川广汉)。蜀汉已无险可守，后主及其亲信更是斗志全无，于是仓促采纳谯周之策，遣使请降。至此，姜维等人已无法再战，只得诈降钟会，欲伺机复国，惜乎失败被杀。可以说，鹿头山是蜀汉政权的最后屏障，鹿头山之战是蜀汉政权的最后一战，鹿头山的失守也就标志着蜀汉政权的最后灭亡。

三、古驿道与兴废之理

鹿头山上，庞统墓侧，有一段数百米长的古驿道，人称“白马关古驿道”。

需要说明的是，唐代于鹿头山设置关戍，重兵屯守。五代时，移鹿头关戍于绵江(今绵远河)西岸，另置白马关于鹿头山。因此，今天人们熟知的白马关，就是原先的鹿头关。

这段古驿道，即陇、蜀之间的古道之一小部分。刘备取蜀，由这里直逼成都。魏蜀吴鼎峙时期，诸葛亮几度北伐，姜维屡次攻魏，大军征调，粮草运输，都要经过这里。遥想当年，这里不知有多少旌旗飘舞，战马嘶鸣，有多少民佚挥汗，车轮咿呀。鹿头山之战时，这里是魏、蜀两军拼死争夺的要冲，不知曾洒下多少斑斑血迹。诸葛瞻败亡后，这里又是邓艾大军、钟会大军耀武扬威地涌向成都的通道，又不知留下了多少战胜者得意的吼叫和狂乱的足迹。一句话，蜀汉的兴衰存亡，都在这条古驿道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三国以后，这里仍是南北交通的必经之路：历代的贡赋要从这里运往京城，士子出外游学，官员上任离任，商品往返流通，也都要经过这里。一千八百年来，这条驿道屡经修整，长期承担着繁重的使命，至今青石板上，仍是车痕宛然。在今川陕路上，许多地方都保留着古蜀道的遗迹，其中绵阳至梓潼的石牛俱、梓潼至剑阁的“翠云廊”等还相当有名。而白马关古驿道，可以说是四川境内保存得最为完整的一段古蜀道。

千百年来，人们走过这段古驿道，总是情不自禁地涌起思古之幽情，总会想起蜀汉的历史——前期国运昌盛，将士们出征时的英风豪情；末年国势衰败，将士们捐躯时的慷慨悲歌。是的，三国英雄们向往统一的政治理想，勇往直前的忠义气节，永远值得后人尊崇。但是，站在古驿道上，我们应该想到的又不仅仅是对蜀汉灭亡的惋惜和对蜀汉英雄的伺情，还应该进一步认真思考蜀汉亡国的深层原因。我在《三国演义》评点本第一百十八回总评中曾指出：蜀汉之亡“是不可避免的结局。蜀汉灭亡时，总共只有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人(按：此系蜀汉朝廷控制的人口数，不包括逃亡隐匿的人口)；如此少的人口，却要供养十万二千军队、四万官吏，加上连年战争，百姓的负担该是多么沉重!仅就这一点而言，蜀汉政权已经无法维持；即使后主决定拼死一战，也不可能支撑多久。”在《大江东去，遗韵无穷——<三分归晋>赏析》一文中，我又指出：“在三国之中，蜀汉本来就疆域最小，实力最弱。到了蜀汉末年，后主刘禅昏庸无能，沉溺酒色；宦官黄皓专权乱政，结党营私。朝政腐败，百姓疲惫，以致‘人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有莱色’。国势如此衰微，姜维还只凭一厢情愿，年年出兵，徒耗民力。这样，蜀汉最先灭亡也就毫不奇怪了。”。正因为如此，邓艾攻蜀之时，蜀汉民力已经衰竭，人心已经涣散，军队的战斗力也已大大削弱。尽管姜维、诸葛瞻等人忠心耿耿，仍不可能长久维持国运；一旦战败，后主便只能选择投降了。因此，蜀汉的灭亡，根本原因还在于失去了立国之本——广大人民的坚决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江山。——这一点，乃是我们徜徉于古驿道上时，最应记取的、千古不易的兴废之理。

总之，从庞统墓到鹿头山，再到古驿道，罗江的山山水水见证了蜀汉政权的兴亡，值得后人久久回味、深深思索，从中发掘出有益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有益于当今“三个文明”建设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