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魏延的悲剧意义

安徽风采

魏延的悲剧意义
孔明命丧五丈原，遗言撤军回国，令魏延断后，同时预见他可能不听令，又预定防范措施，以马岱为处置魏延的执行人，结果在魏延阻止大军回撤的时候，被马岱斩杀。当时杀魏延的理由是他要叛国投敌，可是对立面的主持人杨仪素与魏延不协，矛盾甚深，故怀疑此事的大有人在，因此魏延被杀之谜、魏延冤案之类的文章成为学习三国历史的人，不能不关注的一个热点，也是平民百姓茶余饭后聊天的话题。
看历史记载，以魏延的资历、为人，投敌叛国证据不足，定罪不可靠。魏延是义阳人（在今河南省信阳北），当时属荆州南阳郡。在刘备之前他应是刘表的部下，不过没有被发现他的踪迹或许他的性格使他难以出人头地，刘备确实会识人、用人，在那不是投曹操就是被孙权所网罗好象剩不下什么人才时，就在荆州混乱之中沙里淘金般地选拔了一批各种不同类型的人，魏延即其中之一。刘备进川，没带什么得力骨干，关、张、诸葛、赵等重要骨干都留在荆州，他就带了庞统为军师，武将就是魏延、黄忠等原属刘表的一批降将，刘备深得用人之策，如把降将都留在荆州难保不闹窝里反，而用新招的进川听用，又可从中斟别智愚高下。魏延就是在进川的这段时间里“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除黄忠，魏延就是一个重要骨干，刘备进位汉中王时又得到证明。刘备为汉中王，要回成都，必得一重要将领来镇守汉中，“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没想到刘备选的是魏延“一军尽惊”。在群臣大会上刘备问“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魏延的回答确有气壮山河之慨，“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这虽不是说大话吹牛，但也必须有勇气胆量才说得出来这样震动人心的语言。他的道路是向前发展的，在汉中他是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刘备称帝，“进拜镇北将军”；刘禅继位，又封侯，为都亭侯；诸葛亮北伐，“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进军羌中，大破郭淮等魏将，因功又“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当此时，魏延名爵是很高的，与之在前线的诸将相比，无出其上者。以此地位，加之赫赫战功，他为什么要叛国投敌呢？有人以他和刘备有知遇之恩，说他不会叛国，结论对而证据不能成立，于禁在荆州与关羽战，兵败投降，曹操感慨说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临危处难，反不如庞德邪？”以曹操对于禁的厚恩，并不能保证他不降于敌国，但是魏延也没有碰到打败要杀头的关口，没有要投敌的条件。
主要问题在于与杨仪的矛盾。
杨仪是襄阳人，是曹操所任命的荆州刺史傅群的主薄（秘书处长），《杨仪传》“字威公，襄阳人也。建安中，为荆州刺史傅群主簿，背群而诣襄阳太守关羽。”荆州当时分三部分：曹操占据南阳郡；孙权占江夏郡及一半南郡；刘备据有武陵、零陵、桂阳、长沙及一半南郡。刘备任关羽为襄阳太守，驻扎江北，诸葛亮等人驻守荆州南部。刘备进益州，后来又调诸葛亮、张飞、赵云等人进川，就把荆州镇守的重任交付关羽负责，就是此时，杨仪从南阳来到关羽这儿。他为什么弃曹操而投刘备，没有说明的材料，也许是性格的原因，可能与人或就是与傅群意见不和，这仅是猜测而没有材料说明。关羽给他的职务是功曹，可见关羽还是肯定了他的能力。有一次派他去刘备那出差办事，“先主与语论军国计策，政治得失，大悦之”留下重用，连升两级。后与尚书令刘巴闹矛盾，“左迁遥署弘农太守”，这是虚职，按今天的说法就是挂起来了。刘备死后，孔明主持军政，又起用他，经过五年，升任丞相长史，加绥军将军。他的才干，关羽肯定了，刘备赞赏了，但没有具体的说明；诸葛亮这里得到了说明：“亮数出军，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杨仪的才干在刘备集团里是少见的，他的缺点是难与人合作，刘巴是一个名士（也是从曹操那里转来的，不过不是背叛而是为完成交办的任务，因刘备占荆州、攻益州，道路阻隔回不去了，迫不得已只好归属刘备，任为西曹掾，而杨仪是兵曹掾），他毫不谦虚，与之做梗不和。
与魏延的矛盾，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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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的个性都很强，魏延是“善养士卒，勇敢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他的功劳大家有目共睹，他的骄傲也是人们体会得到的。可是又恰巧碰上了杨仪“唯杨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魏延传》）他们的矛盾到了什么程度呢？“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仪涕泣横集。”因为诸葛亮活着，还闹不到哪儿去。
诸葛亮对魏延不放心，一是他的性格太傲，二是他的地位高。也是，按一般的情形，司令死了，如剩下负责的军长最大，那就由军长负责组织大小事宜。当时魏延是前军师征西大将军，杨仪是丞相长史绥军将军，费祎在诸葛亮死后才任后军师，姜维是中监军征西将军，诸人的地位都不如魏延高。诸葛亮了解魏延的性格，加上他的官职高，不放心是有理由的，但他不放心的地方不是魏延的叛变投敌，而是担心他闹事，也担心他自行其是，冒险派兵出子午谷偷袭魏国，这个冒险之事诸葛亮活着还可制止，而死后谁能管得了？冒险如败即全军覆没，连锁反应就是蜀汉的政权败亡。因此，孔明病危，“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没找魏延商量身后事，计划中的防范对象也是魏延。
当冲突发生，双方均上表告对方叛变，刘禅与众大臣商议判断，蒋琬、董允都保杨仪，而怀疑魏延，这说明魏延的性格为多人所忌。他最大的错误是“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把回返成都的栈道烧了，他的本意是不让杨仪回去，要杀了他，可是这样一来就授人以口实，难以自解。他的错误判断是过高的估计自己的能力和地位，以为一国的军政大臣死去，可以按顺序替班，这样至少在军事上，该由他来主持了，他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他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丝毫不知存在他周围的秘密，反而想当然地以为这个家得由他来当，一是以诸葛亮的继任自居，二是表明决不能居于杨仪之后。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官位的更迭很少有按顺序排顺位顶替的。魏延不知这个道理，又缺少自知之明，还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来解决个人恩怨，这就为自己挖掘了坟墓，成为令人惋惜的悲剧式人物。他本意不是叛变，陈寿说“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魏略》曰：“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无復来也。’令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懼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以此来看，说魏延叛国投敌，是没根据的。意见的不同，而遭杀身之祸，还要加以叛国罪名，看来这办法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比如前苏联肃反扩大化时期，处理的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案件，就是如此，说他们里通外国；不仅现代有，古代也有，魏延即是一例。
一个人仅仅骄傲不愿为人下，就被指为叛国而杀头，实在是冤。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魏延成功，杀了不同意他的杨仪等人，就不冤了吗？此事肇始于诸葛亮，既知二人矛盾甚深，就应该调开二人不使处于一地。魏延早就有不佩服诸葛亮之心，“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这个设想作为战役，可能会实现，但作为战略来实施有重大的危险，以蜀汉的实力，假设可以打到洛阳，而无法真正击败曹魏军队，也无法占领魏地，再说时代不同，难以用过去的作战方案办事。还有东吴虎视眈眈，欲从中鱼翁得利，关羽在樊城前线攻打曹魏军队，而荆州被东吴偸袭，就是前车之鉴。如果魏延真的手握军权，按他的设想去做的话，蜀汉就不会延续那么些年了。当时调节两人关系的是费祎，“建兴八年，转为中护军，后又为司马。值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刃拟仪，仪泣涕横集。祎常入其坐间，谏喻分别，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祎匡救之力也。”可惜，诸葛亮没有提前分开二人，留一个在成都，就不会出现二人火拼的事了。但即便没有杨仪在，魏延不听其他人的劝阻，而非要自作主张大举攻魏国，也派万人出子午谷冒险进入魏国腹地，又将怎么办？
因此，话又说回来，问题在于魏延这样的性格，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看不起他人，不能与人合作，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有什么样的好办法来解决他的问题？当然古人的一切都已成为事实，不可能有任何改变的机会了，我们只是探讨有没有另外的可能。许多有一定才能的人，都有不能与人合作的问题。他们的才能还不是大到超过所有人的地步，如果有一个超天才，人们自然佩服，也没人敢于挑战，与之磨擦。往往有才能的人和其他人比就高那么一点点，他过高地自负这一点，而他人呢，又往往过低地看待他的优点，这是人之常情。而这自负的人往往还是靠自负盛气凌人的气势，压别人压服他人的办法取得功绩的，本来正常情况下，他也就比别人高一点，取得不了什么太突出的成绩，可是他盛气凌人的压服他人，也会取得超过他的才能的成绩，他把压服他人为其尽力也算他的才能，而别人则最不服气的就在他的这点儿拿不是当理说，以势压人的作法，一旦有机会，人们就会反抗，就会给他制造令他难以接受的局面。这样的人只能独立工作，而不能与人合作，如与人合作，一定给他人出难题，设陷阱，贬低别人以抬高自己。因为他盛气凌人，就可获得许多方面的好处。比如，在军资供应上历来是有好坏多少快慢新旧之分，谁都知道，武器装备好多，供应及时，对完成任务的意义。不论过去还是现代，后勤供应都不是很充足的，有限的物资给了他，就不能给你，可仗还要打。按制度办事，你就不能取得那意外的好处，而不讲理就能得到超出规定的好处。象魏延这样谁都要高看他一眼的人，也肯定有这样的问题。本来他是带兵的将军，与杨仪不能有比高低的问题而引起矛盾，为什么闹到势不两立的地步，问题可能就在物资供应上。而杨仪就是管物资的头脑又很清楚，魏延想多要，不给；想找毛病，又没有，可能就只好压服，而杨仪也是很高傲不服他的人，因此矛盾就很尖锐了。蜀的经济困难，粮食军备等物资不够，从以大将军姜维到沓中屯田可知；荆州丢失，损失大量物资，夷陵之战失败，多年准备的物资又全部损失，军械物资缺乏也是现实的，虽然历史资料没写这方面的情况，可我们可从字里行间分析到存在这些问题。魏延的性格造成与他人的矛盾，如一直在低层上不足以有害于人，而一旦升到上层，即可能害人害已，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以魏延的性格只能是悲剧，他不会服人，以诸葛亮的谨慎、在蜀的地位、与开国之君的亲密无间的关系，都无人可比，可是魏延仍不满意，其他人就更不要说了。别人也不会服他，诸葛亮健在还相安无事，一死，全都畏惧他的盛气凌人，除杨仪与他公开对立，姜维也不同情他，而在成都的董允、蒋琬“咸保仪疑延”，而他原来“善养士卒”的士卒，在大是大非面前，也离开他“知曲在延，莫为用命”，正是众叛亲离。还有什么好办法来避免这个结局吗？在得知主政者不久人世时，提前令其离开军队还朝，做无实权的闲职官员，既保持团结，又保其名节性命，可能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