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不能用人,有两个显著的例子,马谡和魏延。前者是不该用而用之,后者是该用而不用。说起来,这两个人刘备也早已经心里有数。《三国志〈马良传〉》记载,刘备对马谡的评语是“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而对魏延呢?按《三国志〈魏延传〉》,“先主...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尽惊。”一下子把魏延从中层干部提拔成方面大员,显然是看出了魏延有不同凡响之处。诸葛亮对刘家的忠诚没话可说,然而对刘备的识见显然认识不够,他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街亭之战是北伐第一战中蜀军和魏军主力部队的第一次作战,按毛泽东的说法,诸葛亮应该亲自上阵指挥,愚以为,亲自倒不必,但怎么着也该委派一名能征惯战的宿将。手下不是没人呀,赵云,魏延,吴壹,哪一个也比马谡强?我估摸着诸葛亮觉得这次阻击战不是战略决战,马谡能抵挡一阵,等他大军驰援就算齐活。到时候以多打少,击退魏军之后,论起功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给马谡升官加赏了。按《三国志〈马良传〉》,马良是喊诸葛亮“大哥”的;又按《襄阳记》,诸葛亮在马良死后,把马良的小弟弟马谡当成儿子看待。这一次的人事灾难,不能不说诸葛亮的私心影响了他的判断力。
至于魏延,虽然毕其一生也没办法证明自己是韩信,但从他提出的出斜谷,直取长安的策略来看,他至少有成为韩信的潜质。这里我要说点题外话。易中天先生在《百家讲坛》里赞同王夫之“以攻为守”的说法,认为诸葛亮北伐压根就是虚晃一枪,要点其实在“守”。愚以为似可商榷。诸葛亮在《出师表》里“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豪言壮语不象是打心理战,他是志存高远,而身体力行的。说他存心要守,等于说他安心做偏安一隅的军阀,人们不会以“以攻为守”为用心良苦,倒是千年来对他的道德评价全部要推fan而重新估定了。北伐好比下围棋,蜀汉地少人稀,布局已然不利,正需要通过中盘战斗来扭转形势。退一万步说,就算真的是守,实施魏延出奇兵的策略,也不影响“守”的根本国策。魏延的计划一旦成功,蜀汉能掩有整个关中,获利十分巨大;而即使失败,代价也不过是一万人马,相当于第一次北伐全部兵力的不到十分之一。不至于动摇蜀汉的根本。何况蜀汉历次北伐损失的兵力,又何止一万!这是以一博十,博百的买卖,不做真的可惜了!而据《魏略》,“国家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陇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时应亮。”魏国根本毫无准备,胜算还是相当大的。我总觉得诸葛亮不用魏延的计,和他不喜欢魏延的人有关系。按《三国志〈魏延传〉》的记载,诸葛亮在临终前安排撤退方案,“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把一员宿将,当作可有可无了,不是把他当作心腹干将应有的态度。是否因为魏延是刘备提拔的,诸葛亮使用起来不太顺手呢?或者诸葛亮压根就希望使用私人呢?(比如他后期极力栽培出身降将,与蜀汉任何系统都没有瓜葛的姜维),史无明文,这里只好存疑了。
诸葛亮对杨仪的使用也很成问题。丞相长史,相当于国务院秘书长,主要是起居中协调作用的,一般来说,对情商的要求高于智商。而杨仪的为人如何?按《三国志〈杨仪传〉》,“先主...拔仪为尚书...仪与尚书令刘巴不睦”,当部下的时候和长官就尿不到一处。联系到后来又和魏延“有如水火”,先不管对错吧,总之情商很成问题。而诸葛亮的态度呢,面对二人的矛盾“不忍有所偏费”,表面上似乎是和稀泥,暗地里恐怕有牵制魏延的心思。从诸葛亮对继承人的指定和最后杨仪的下场来看,诸葛亮这一安排既害了魏延,又害了杨仪。唯一得利的,恐怕只有他的敌国魏国了。
自知可谓明,知人可谓智。愚以为,诸葛亮有自知之明,但乏知人之智,更缺的则是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的领袖素质。是以连年北伐而师老无功,殚精竭虑而事倍功半。五丈原秋风瑟瑟,一代英雄终于没能完成他的平生志愿。后世“葛粉”思之只有无限怅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