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

Tseng1996

完美主义者的面庞是空虚的、寂寞和孤独的，他们甘愿这样的空虚、寂寞和孤独，在他们孤寂的脸上是一双双执著又美丽地眼睛；存在主义者则大声斥责他们是在逃避现实，消极人生。可是当眼睛张开之日，存在主义就在他们的注视下黯然失色，多少让人可笑
                                                                ——题记

古代的孤竹君有三个儿子，大的叫伯夷，小的叫叔齐。起初孤竹君以次子为继承人，孤竹死后，叔齐主动让位于伯夷，伯夷不受。后两人闻周文王善于纳贤，遂入周。武王伐纣之时他俩同时劝谏说，纣王虽无道但总是君，而武王虽有道但总是臣，以臣伐君于理不当，武王不听，于是他们愤然隐居首阳山，并发誓不吃周朝一粟一米，最后活活饿死于山中。伯夷叔齐的谏言显然落后于时代，他们的隐居而死似乎也有点犯傻，但是抛开这些历史的局限与细节，我们看到的是为理想主义献身的灿烂。在伯夷叔齐的身上体现出的是中国古代文人人格结构的坚挺，这不能不让人感动。他们的隐居实际上是对自我的坚守，这样的坚守是不屈的。

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死相仿的还有一位，他就是春秋时期的介子推，他隐居于棉山，此人胸怀大略，晋文公放火烧山逼他做官，他宁被烧死也不出山。历史上明智的文人个性大多倔强，他们宁愿放弃现实也不原丢弃真理，这种个性中绽放着淡定、坚韧和隐忍，这也许就是中国文人大多不得志向的重要原由。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今人恐怕是做不到了，只要有利可图，今天的人对理想、爱情、真理、自尊等等人格构成，在几多斟酌之后似乎都可以放弃。想必伯夷、叔齐、介子推们如若地下有灵，看到我们的种种做派定会流泪。

说到隐者还是不得不说陶渊明，他的隐逸似乎成了隐逸者们的精神范本，一部《桃花源记》已够后人为之百转千回的了。与别人不同的是他的隐逸并不是厌世而隐，而是一种“采菊东篱下”的生活享受，陶渊明在他的桃花源里自食其力，自娱自乐，好不得意。他用诗人的气质诠释着生活，只是如今的桃花源早已是虚幻中的完美，即便真实存在也很少有人愿居于其中终其一生，人大抵是不甘于寂寞的，也摆脱不了物质的巨大引诱，享受生活只是现在人的一种噱头罢了。

前面看到的隐逸之脸，或是对自我的坚守，或是对生活的享受，他们都有他们的准绳。而在众多隐者中最最让人预料不到的是爱心觉罗*福临的出家。他放着大好的河山不坐，却钵衣佛教，遁入空门，顺治皇帝的这一举措让人不知所措。这是极富想象力的创意之举，按现代人的话可称为“行为艺术”。人对利益的得到并不困难，而对利益的舍弃却难于上青天，难以想象需要多大的毅力。当然，顺治的出家是历史的疑案，尚未被历史学家们所证明，其中原由也相当复杂，可是即便是传言也叫人震惊。

在现代的隐居者中，诗人顾城自称和妻子在英国激流岛上的生活是隐居，他说他是个长不大的孩子，可顾城终于没能耐得住寂寞，婚姻生活的触礁使他在1993年一个晴朗的午后，在激流岛自家门前，用一把斧子砍死了与自己结发十年的妻子谢烨，而后他在一棵大树上上吊自杀了。诗人杀人，这看似恐怖片的一幕在真实里发生了。我无力去评判诗人的对错，我看到的是隐居者一旦被孤独所束缚其结果是让人悲哀的。可见隐居生活不是是人就可以过的。

与顾城不同的是美国散文家梭罗的隐逸，他只带了自己一个人、一支笔、一颗心来到了瓦尔登湖畔，日子过得凄清无比。可多年之后，在他的一本《瓦尔登湖》里却处处透露着对生命的感触和对生活的热爱，梭罗笔下的瓦尔登湖宛如人间天堂，丝毫看不出这部名作是他在无比凄惨的境况下完成的。这才是真正的隐者，这才是真正的艺术，顾城的隐逸只能算是一种精神撒娇而已。

高更的处境与罗梭相同，这位法国后印象派画家毅然放弃了收入丰厚的安定生活，拿起调色板与画笔，一个人踏上了人烟稀少的塔希提岛，从此他过上了饥不择食的隐居生活，他在蛮荒的乐园终老，在棕榈树间作画，高更说，他是双重存在的，他既是野人又是孩子。他用他的画笔与现实隔绝，用浓艳的色彩和流畅的笔调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健康丰腴的土著裸体。高更的画美艳绝伦，高更的隐逸也如同他的画一样惊艳。

不论这些隐逸者们是在逃避人生还是已经厌倦了人生，抑或是看穿了人生，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为我们留下了最深沉最眷恋的一笔，这一笔叫做“美”，在他们的“美”里我们看到了心灵的最后一片处女地。然而当他们无意中回首，露出他们的美丽面庞时，你又能体会多少隐逸者们内心深处的隐痛？

梦以破碎

完美主义者的面庞是空虚的、寂寞和孤独的，他们甘愿这样的空虚、寂寞和孤独，在他们孤寂的脸上是一双双执著又美丽地眼睛；存在主义者则大声斥责他们是在逃避现实，消极人生。可是当眼睛张开之日，存在主义就在他们的注视下黯然失色，多少让人可笑

这话好经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