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的出身和履历不详，史书上只记载他是义阳人——义阳在南阳郡的东南角上，也就是荆州的东部，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是在荆州跟了刘备的，正如身为山东人的诸葛亮，要在湖北（荆州）才归附刘备。史书上说魏延“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所谓部曲，是一种半依附关系的将领私兵，马马虎虎可以解释为：在入蜀的时候，魏延是刘备的直辖部队指挥官。演义中谓其是刘表部将，以及镇襄阳大战文聘、献长沙刀劈韩玄，等等情节，其实都是虚构的。
刘备入川，魏延“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大概也就一个少将师长。等到刘备当了汉中王，亟需任命一位大将守备蜀中的门户——汉中。当时，“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可是刘备却偏偏挑上了名不见经传的魏延，“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相当于汉中军区总司令兼汉中地区地委书记，军事重镇的党政军第一把手。大家听到这样的任命都很惊愕，为了安抚众心，刘备故意在宴会上当面问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魏延真不含糊，回答说：“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曹操我打不过，可是依靠险要地形，可以把他拦住，要是他派别人过来，我就帮大王您捏了他！豪言壮语，听到的人都暂时服气了。
当然，狠话谁不会讲，牛皮谁不会吹，魏延镇守汉中的实际功绩究竟如何呢？《姜维传》中说：“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到了姜维守汉中，说魏延的部署“虽合周易‘重门’之义”，但只能保证不丢土地，却不能大量杀伤敌人。于是他开开大门放敌人进来，希望利用汉、乐等重要军事据点断敌后路，关门打狗。可惜，姜维的战术第一次实用就碰上了钟会伐蜀，钟会先分割汉军诸围，再分而击破，汉中天险，不到一个月就全数拿下——既然已经放我进来，那我怎么打就由不得你了呀！
总之，魏延守备汉中凡十五年，没有放一个敌兵进入自己的防区，接任的王平完全依照魏延既定方针办，也以少胜多，在兴势大败曹爽的南征军。既然有这种本领，那么刘备破格提拔魏延也就理所当然了。刘备称皇帝以后，拜魏延镇北将军。刘禅即位，封他都亭侯。此后一路晋升，最后的官位是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南郑侯。征西将军可谓是实权武官的最高品级，并且要资格够老才能在将军前加一个“大”字；假节就是有不请旨而直接斩杀触犯军令者的权力，战时甚至可以直接砍两千石（汉代以俸禄多少来代表品级）以下的官员（乖乖，那已经是后来的正二品啦！）；南郑侯为县侯，是异姓爵位的第一等，和诸葛亮的武乡（县）侯同级。魏延这可真是位高权重呀，相当于：统帅本部参谋总长兼西方面军总司令、上将军衔。
《演义》中不但说魏延是长沙降将（其实应该算起义将领），还说诸葛亮看到他脑后有反骨，只因为悍勇可用，才暂时留下他的小命，但一直压制着他，言不听，计不从。这恐怕是为了解释魏延之死而设计的伏笔。最早的罗本《三国演义》，还数次描写诸葛亮想干掉魏延，比如上方谷火烧司马懿，就想把诱敌的魏延及其五百军士一起烧死。后来毛宗岗父子重修演义，为了维持诸葛亮的高大光辉形象，把类似情节都删掉了。其实魏延之死，就史书来研究，疑点甚多，我们将在下文详细叙述。诸葛亮未必真想除掉魏延，否则下手的机会多了去了，何必等到临死前。
诸葛亮一出祁山的时候，魏延提出了奇袭子午谷的战略：“闻夏侯茂（时镇长安）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茂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诸葛亮“以为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因此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对于子午谷战略究竟是否可行，历代有很多人提出各种完全相反的意见。反对派认为：一，子午谷道路险狭，未必十日可到；二，夏侯茂未必会弃城逃走；三，就算取下了长安，也未必能够守得住；四，万一失败，本来兵力就不足的蜀军损失太大。我们是赞同子午谷战略的，所以对此几问，详加解释一下。
子午道确实奇险难行，但是很少有人去做过实地勘查，而就算真的实地勘查过，也不敢保证其路况是和三国时代一样的。所以在这点上，我们只能相信魏延的判断，魏延终究是当时名将，又久镇汉中，对附近地理情况应该很熟悉，犯这种低级错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后来魏太和四年（公元230年），曹真伐蜀，也有一路走的子午谷，当时王肃向魏帝上疏说：“闻曹真发已逾月而行才半谷。”走了一个多月才走到子午谷的一半。因此有人以此为证，说魏延的判断是错误的。但是，当时的山路不是现在的高速公路，从南往北走和从北往南走未必速度相同。何况曹真是大兵团挺进，魏延欲精兵奇袭，行军速度当然不会一样。最后，曹真这次南征失败，是因为“道逢霖雨”——连续的大雨天，你倒走走山路看？
关于夏侯茂是否会弃长安城逃走的问题，人心是最难测的，何况咱们谁都没有见过夏侯茂（笑）。但是魏延作为前线将领，应该会仔细研究对方主将的性格和勇怯，所以他的判断应该是比较正确的。
就算取下了长安，当然也未必守得住，但魏延其实未必想取下长安，更未必想坚守。诸葛亮出祁山北伐的目的不是一举灭魏，否则他还不如从李严镇守的白帝一线直插洛阳呢。他的目的是夺取魏的陇右，也就是长安以西地区，然后积累物资、训练骑兵、招抚羌人，寻找时机以高屋建瓴之势向东方横扫。魏延的子午谷战略正是因应了诸葛亮的这个大方针，他的目的是穿插割断魏东西两个大军事区的联系，使敌军混乱，配合诸葛亮夺取陇右。所以只要走出自午谷，插入敌人不得不救的心脏部位，并且坚持到和诸葛亮会师就可以了，不必要取下长安城，更不用坚守。
子午谷战略确实有冒险的成分在内，但是军事行动从来就没有百分百稳胜的。后来邓艾偷度阴平小路，比魏延的计划还要冒险万倍，结果不但胜利了，并且一仗就灭亡蜀汉政权。重要的是，当时蜀汉的基本国力和军事实力都不如魏国，第一次北伐攻敌不备，正好趁此机会出动奇兵，一击予敌重创。国力上小大之势不是这么容易逆转的，就好比赌博一样，你的赌本比对方大，你可以稳扎稳打，否则只有偷机耍千，才有赢的可能。军事讲究奇正相生，诸葛亮用兵却只见其正而不见其奇，一点点向前平推，碰到敌军以大兵团来挡，就很难继续获得战果了。魏延的计划正是对诸葛亮战略的补足。它没能实行，我们可以讨论怀疑其可行性，顶多承认胜负参半；诸葛亮“安从坦道”，“平取陇右”的战略实行了，结果没能获取寸土，我们就可以说它不合适。两相比较，魏延之计是否可用，不是很清楚明了了吗？
但是，因为关于子午谷战略的文字，是裴松之引用《魏略》，标注在陈寿《魏延传》“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下面的。所以某些朋友怀疑，所谓“精兵五千，负粮五千”是指一万人，担心万一失败，蜀汉丢掉一万人，损失太大。但是按照魏延的计划，走子午谷只需要十天，而就算他走出子午谷以后，没有按照计划中提到的“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就食于当地，要等到诸葛亮来会合，也不过二十多天而已。二十多天的军粮，需要同等数目的搬运工吗？何况，谁说搬运军粮要靠士兵来着？难道诸葛亮历次北伐，主力七八万人，有一半是军粮搬运队，根本上不了战场？！
出蜀之道难行，但是口很多，多路出击，使敌人不知道防堵何处为宜，兵力如何分配，是最上之上策。可是诸葛亮历次北伐，顶多出兵两路，并且有一路肯定仅仅是疑兵，这是没有多大作用的。魏延因此每每“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这里的万人只是泛指，未必每次就一定要一万兵马，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况且子午谷战略提出的重要条件是夏侯茂镇守长安，夏侯茂已经不在了，魏延还想出子午奇袭，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裴疏中引《魏略》的那段话，是仅指一出祁山时的状况，并非每次均如此。不能简单把这里的“精兵五千，负粮五千”和“请兵万人”联系起来，附会为一个数字。
上面说过了，打仗总要冒险，就算丢掉一万人，也比消耗无数粮草辎重却未得寸土，在战略上要更有价值。我们写下这些，是为了证明魏延确是蜀汉中期第一流的名将，唯此，他的被害身亡，才实在令人感叹。因为诸葛亮不同意魏延的计划，“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所以才有两人矛盾重重，最终造成悲剧产生的猜测——是否的确如此，我们下文再详加分析。
关于魏延之死，就《三国志》中的记载，疑点很多。咱们先来讲讲一种完全另类的说法。裴松之疏引《魏略》说：“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令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
这和史学界普遍认同的讲法完全相反，说诸葛亮临终托付后事给魏延，结果杨仪诬蔑魏延造反，发动军事政变，把他给干掉了。裴松之就认为这是敌国放出来的谣言，并不可信。本来嘛，“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这种话，怎么可能出于一心北伐、恢复汉室的诸葛亮之口？
《三国志》正文中记载，诸葛亮临终托付后事给三个人，“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条记载非常古怪。首先，主将病危，为了怕引起军中动摇，下令秘不发丧，且只与少数人商定后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少数人，既包括自己的亲信，也应该包括军中各部门重要官员。可是当时论蜀汉的军职，最高是诸葛亮，其次是魏延，诸葛亮偏不找魏延来商量，难道是故意要架空魏延吗？
其次，仅看这条记载，并没有说明诸葛亮安排定了在自己去世以后，谁主掌军队的问题，只说让魏延断后，而姜维在前后军中间起衔接辅助作用，所谓的比断后“次之”。但是，再看以后事态的发展，似乎全军上下认定了他是让杨仪暂摄全军统帅之职。不知道是史载不全呢？有脱漏呢？还是根本就是有人故意歪曲诸葛亮的意思？
第三，诸葛亮吩咐：“若（魏）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似乎已经预料到魏延不会听从自己遗命了。魏延为什么不肯听从，原因不外乎两点。第一，杨仪当时是丞相府长史和绥军将军，最高不过统帅部机要参谋，中将军衔，可能实际权力很大，但论品级，比魏延要差很多。第二，史书上记载，魏杨二人素来不合，说魏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而“唯杨仪不假借延，（魏）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因此，如果让杨仪暂摄全军统帅的话，魏延发脾气，不听话，是可以预料的。
演义上提出来第三点，那就是说，魏延素有反心，只有诸葛亮制得住他，诸葛亮一死，他肯定要反。这当然是小说家言，笔者在前面讲过了，魏延并非荆州降将，当然更不会有什么“脑后反骨”的情节现世。罗贯中为了证明这一点，在许多章节都埋下了伏笔，说魏延怎样怎样不听话啊，怎样怎样埋怨诸葛亮啊，而诸葛亮也逮机会就要和他过不去。最重要的，就是被毛本删去的“葫芦谷烧司马兼烧魏延”的故事。这是文艺作品的虚构，咱们探究历史，不可将两者混淆，不能把这条理由当真。
如上所述，诸葛亮奇怪地没有让魏延参加如此重要的军事会议。等到诸葛亮一死，“秘不发丧，（杨）仪令（费）祎往揣（延）延意指”，看看魏延对此什么态度？魏延果然不满意，他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这句话说得很正义凛然——“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怎么能因为死了一个人，就终止了进取天下的大事业呢？！
然后，魏延“因与（费）祎共作行留部分，令（费）祎手书与己连名，告下诸将”。也就是说，他和费祎两个人重新商量了治丧步骤，谁保护着诸葛亮的灵柩回成都，谁带兵继续打仗，商量定了以后写下来，两个人共同签名，准备向各部队传达。费祎可是只老狐狸，他知道这个时候要是反对魏延的意思，自己就死定啦，于是寻求脱身之策。他对魏延说：“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不要闹得这样僵嘛，我回去和杨仪说，让他把指挥权交出来，他是文官，不懂打仗的，一定不敢违抗您的意思啊。以此为借口，费祎出帐上马就跑。等到魏延回过味来，派人去追他，已经来不及了。
就这样，指挥权还在杨仪手中，或者应该说，还在统帅本部手中。因为诸葛亮的死讯还未公布，杨仪作为机要参谋，完全可以假传诸葛亮的命令。于是，他命令各营打点物资，准备撤军南归。这个命令，肯定没有向魏延的直属部队传达，因为史书上说：“（魏）延遣人觇（杨）仪等，遂使欲案（诸葛）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要等魏延派人去查看杨仪的行动，才发现原来大家都已经在准备回家了。魏延大怒，趁着杨仪还没有动身，抢先一步，“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魏延的意图很明确，你掌握了统帅权，我不过只有本部兵马，当面冲突对我没有好处，我只有赶回成都，利用天子的权威讨伐你，才有获胜希望。
就这样，魏延和杨仪双方面都向后主刘禅上表，宣称对方谋叛，“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刘禅没主意，就问侍中董允和留府长史蒋琬，这两个家伙谁说的比较可信？蒋琬和董允都是诸葛亮的弟子，也就是说，都是杨仪一党，当然一致对外，“咸保仪疑延”——为杨仪担保，怀疑魏延的奏章的真实性。于是刘禅命令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准备讨伐魏延。
可是这个时候，魏延已经死翘翘了。原因是他“据南谷口，遣兵逆击（杨）仪等”，而“（杨）仪等令何平在前御延”。这个何平，就是大将王平。他本姓何，后来过继给老王家，才改名王平。王平临阵大骂魏延：“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这个时候，诸葛亮的死讯已经公开发布了。
魏延为什么不直指成都，而要在南谷口，以弱势兵力对抗杨仪呢？猜测其原因，一定是刘禅讨伐他的消息已经传到，他已经没有机会混入成都，挟持皇帝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部军心动摇，被王平一叫骂，立刻“士众知曲在（魏）延，莫为用命，军皆散”，也就可以理解了。所谓的“曲在延”，当兵的怎么知道上层斗争的内幕？他们只是服从诸葛亮和皇帝的命令，既然这两者似乎都是站在杨仪一边的，于是认为魏延是反叛，不愿意跟从他，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这和此事件的真实曲直无关。
魏延没有办法，他现在唯一可去的地方，就是自己当太守、经营了十多年的汉中。“（魏）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杨）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于（杨）仪。”于是杨仪用脚踩着魏延的脑袋，嘲笑说：“庸奴，复能作恶否？”——蠢东西，你还能作恶吗？一副小人得志的恶心嘴脸！
回过头来再仔细研究一下诸葛亮的遗命问题。很多朋友都大力坚持诸葛亮临终不和魏延商量身后事的合理性。他们认为，因为魏延和杨仪素来不合，而又有假节的权力，诸葛亮怕魏延大权在握，上手就把杨仪宰了。为了保护心爱弟子的性命，所以才行此下策。
这种观点，表面上看起来是在为诸葛亮辩护，实际却产生了故意丑化诸葛亮之用心的效果。笔者虽然对诸葛亮不感冒，可以也不会随便往他头上扣屎盆子。魏杨相争，会引发一场动乱，是个人就预料得到。为了保护弟子的性命，导致军中动乱，导致魏延的被杀，诸葛亮是这么小肚鸡肠，公私不分的人吗？
修正这种观点，又有人认为，诸葛亮是怕魏延大权独揽以后会危害国家，所以设计除之。但这又有三点说不通。第一，魏延虽然是高级军官，在朝廷中可并没有军政大权一把抓的实力和威望，他不可能做宰相，而换了一个宰相，即使不能象诸葛亮那样完全驾驭魏延，也不能肯定魏延会造反。第二，魏延前此并没有擅权和反叛的苗头，因为对一个人看不顺眼，认为他肯定不是好东西，就在临终前要把他做掉，这种行为即使诸葛亮干得出来，也不能说这就是正确的甚至是正义的。第三，以诸葛亮的权威，他想杀魏延，什么时候动手都可以，干嘛要等死后借杨仪的手来杀？
因此，诸葛亮临终节度，绝对是有问题的。大概是为了维持他及其弟子们小集团的利益（这个集团，包括杨仪、姜维，也包括后来代替诸葛亮执蜀政的蒋琬和费祎），把劳苦功高的最后一块绊脚石魏延踢掉。当然也说不定是诸葛亮病迷糊了，发布了一生最后的的所谓“乱命”。
笔者这样猜测，恐怕诸葛亮的拥趸们又要跳出来骂人了。各位崇拜诸葛亮我不反对，认为笔者在《拨开迷雾见诸葛》一文中很多观点站不住脚，或者以偏盖全，咱们也可以进行学术讨论，没必要弄到势同水火。但是因为崇拜一个人，就不允许他身上出现哪怕一丁点污点，恐怕就不是正确的读史态度了。
所以这样说，并不是要指责诸葛亮的拥护者们，而是为了引出下文。下文要说什么？要说的是，经过在网络上就魏延之死和许多诸葛亮的拥护者反复打笔仗，笔者突然又有了点新的想法。还不很成熟，写出来大家研究。
咱们一直研究诸葛亮遗命的合理性甚至是正确性，却忽略了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遗命的真实性。诸葛亮的临终遗命只有三个人听到，那就是杨仪、费祎和姜维。杨仪是遗命的最大获利者，不用说了。看费祎的举动，也是遗命的忠实拥护者。姜维在这件事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应该也是赞同的。重要的是，他们三人都属于诸葛亮的弟子，是同班同学，走得近，商量一些鬼花样，都是有其可能性的。
史书上没有记载说诸葛亮的遗命有文字证明。费祎去见魏延，没有提到这一点，否则魏延根本不敢抗命；杨仪上奏魏延造反，也没有说附上诸葛亮的遗书，否则刘禅早就拿定支持谁的主意了，还用问蒋琬和董允？王平也没有临阵宣读遗书，否则不是效果更好？会不会是杨、费、姜三人密谋，矫命夺取军中实权呢？
这种猜测，还有一个根据的疑点，就是关于杨仪之死。杨仪宰了魏延，自以为功高盖世，可是回到成都，却只拿了一个虚衔——“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原因是诸葛亮对于自己继承人的安排，“平生密指，以（杨）仪性狷狭，意在蒋琬”——又是一个无从考证的“密指”！
于是杨仪口出怨言：“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这句话被费祎秘密报告上去，遂“废（杨）仪为民，徙汉嘉郡”。“（杨）仪至徙所，复上书诽谤，辞指激切，遂下郡收（杨）仪。”杨仪上书中诽谤了一些什么，有没有揭露什么不为人知的阴谋，就谁都不清楚了。总之，杨仪被迫自杀，诸葛亮的遗命遂成真正无头公案。
许多历史真相，就都这样被湮灭了。后人只能揣测，却无法得出确实的结论。我们唯一可以知道的是，一代名将魏延作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死得实在是太冤枉了！ |
发表于 2006-08-04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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