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港 摄影报道 随着“南京大屠杀”幸存下的活证人李秀英的去世,能亲身见证那段历史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每个人的诉说,都可能是后一次老人往可乐瓶做成的水烟筒装好烟丝,抬起头来,望着我说:“问吧,孩子,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慰安妇。” 坐在老人的面前,很久很久,我不知道怎样开口。如果有可能,我会永远不问60年前在她身上发生的那些事情。 老人将嘴抵近水烟筒,深吸了一口,又叹息般地吐出烟雾,然后说:“那年春天,我还不到15岁……” 老人没有等我提问,便开始讲起60多年前被日军抓进慰安所的悲惨经历。 1942年春天的一个中午,未满15岁的陈亚扁正在家中的堂屋里织着桶裙,嫂子和姐姐则在一旁舂米。突然,几个端着枪的日本兵闯进屋来,姑嫂三人吓得扔下了手中的活,惊慌失措地呆在那,不知如何是好。“如虎似狼的日本兵堵住门,叽哩咕噜地一阵乱嚷,眼睛在我们姑嫂3人的身上扫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停留在我身上。日本兵把我姐姐和嫂子赶出门,然后用匕首割断我身上系着的连着纺车的缠带,把我拉起来,用手在我身上乱抓乱捏,并粗野地剥光了我的衣裙,又把我按倒在地上……不管我怎样哀叫、挣扎,他们都不停下来,还兴奋地狂叫……直到我昏死过去。” 从那以后,日本兵就经常来找陈亚扁,直接在马背上或村寨外面施暴,陈亚扁稍有不从,就会遭到毒打。 “后来,日本兵索性把我抓到砧板营的军营,一同被抓去的还有同村的其他漂亮姑娘。我们被关在两间简易的木屋内,成了固定的‘慰安妇’,由日军士兵日夜轮班看守。每天晚上我们都要遭受日本官兵奸淫,遇到轮奸时至少是二三个,多时有四五个不等。” 在军营中,她们白天给日军食用的大米挑砂子,收拾房子,夜里则供日本兵发泄性欲,有时白天也会遭到日军官兵的强暴。 “3个月后,砧板营日军奉命把我押送到百里之遥的崖县藤桥慰安所。在藤桥慰安所里,我被关在盒子式的第二层木楼上,楼下还关着其他姊妹。由于当时我年纪小,不来月经,奸淫我的日军官兵人来人往,整夜不断……我还听到姊妹们的呼救声和啼哭声,也听到日本官兵嚎叫和狂笑声。” 一年后,陈亚扁从藤桥慰安所又被弄回砧板营军营,关在一间房子里,相连的房子里还关住着同村的其他姑娘。砧板营军营离陈亚扁家所在的村庄仅一里之遥,不时传来村里的鸡啼牛哞声,可陈亚扁却无法见到家人的面。秋去冬来,家人送衣裙添换,也只能通过看守递进来。 “我在日军不同地方的慰安所中遭受非人的折磨近4年之久,从未满15岁的黄花少女到浑身创伤的18岁的大姑娘,其间受到数以千计的日军官兵蹂躏,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才得以逃离魔窟与亲人团聚。” 由于遭受日军长时间的心灵与肉体上的摧残,陈亚扁虽然逃脱了魔窟,但却已无法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她一个人躲到深山里,过起了与世隔绝的野人般的生活。建国以后,政府把她从山里找回来,分给土地,给了她自由生活的权利。 1957年12月,30岁的陈亚扁嫁给了同村的一个鳏夫,然而不到一年,丈夫便去世了。3年后,陈亚扁再次嫁人,并生有一女。几年前,陈亚扁老人的第二任丈夫也已去世,现在老人和女儿一起生活。 “我活不了多久了,我什么也不怕了,我是慰安妇,我要把我的经历告诉所有的人。”说这话时,老人紧紧抓着我的手。 60多年前,当时仅4000余人口的陈亚扁家所在的鸟牙峒村,就有20多名少女被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年龄最小的仅14岁,最大的不超过19岁。 据有关专家考证,在日军侵华期间,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迫成为日军的性奴隶,日军慰安所遍及我国20多个省,中国是日本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陈亚扁老人的经历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因为种种原因,大多日本慰安妇制度的受害人至死都没有说出自己那段悲惨的经历,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受害人像陈亚扁老人一样站出来,把那段苦难的历史告诉给所有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