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守江”战略之分析

龙城战歌

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对峙是中国分裂割据的主要形态，最早的是春秋时楚国与东周诸侯国之间的南北对峙，以后又有曹魏和孙吴、北朝和南朝、金和南宋的对峙。对南朝来讲，南北对峙中的战略形态有三种，即守河、守淮和守江。

“守河”即是守黄河、潼关、襄阳、秦岭一线，“守淮”是守淮河、秦岭一线，“守江”是守长江沿线。历史上，南强北弱则守河，北强南弱则守江，势均力敌则守淮。

“守河”只见于南朝宋武帝刘裕时期，在此之前刘裕率军北伐，先后灭南燕、后秦，将防线推进到黄河流域。“守淮”是南北对峙的最常见形态，有北朝同东晋和南朝宋、齐、梁的对峙，金和南宋的对峙。“守江”则有三国时曹魏和孙吴的对峙，北周(隋)和南朝陈的对峙。

三国时曹魏和孙吴的对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南北对峙(蜀汉在三国时期从来都是一个小伙计，不是南北对峙的主力)。当时曹魏“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势力强大，孙吴因疆域所限无以“守河”、“守淮”，只能“守江”。但孙吴的“守江”战略相当的成功，在国力与北方相差悬殊的情况下，立国85年始亡，因此孙吴的“守江”战略为以后的东晋、南朝、南宋等国所吸收借鉴和发扬。

守江战略态势的形成

“守江”战略的最初构想始于鲁肃。时孙权新领江东，未定大计，问策于肃，鲁肃劝孙权“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为此宜趁曹操与袁氏北争，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之极，据而有之（见《三国志.鲁肃传》）。孙权笃行此策，于公元203年、207年、208年三伐黄祖，据有荆州之江夏郡。

公元208年曹操南征，孙权用鲁肃、周瑜之议派兵据之。周瑜在赤壁击败曹军，曹操退回北方，由此奠定了南北对峙的初步格局。

因“守江”局促，北兵一出即可饮马长江，江南防御非常吃力，因此赤壁之战后，孙权趁曹军主力仍在荆州之际，北争江淮，攻击合肥，欲将防线推进到淮河一线，曹操及时派兵增援合肥，孙权不克而还。公元213年，趁曹操西征汉中之机，再攻合肥，为张辽所破。经此两役，孙吴人士才认识到南北实力相差悬殊，“守淮”之策，虽为上计，实难实现，于是又把眼光投向荆州，开始全力实现“竟长江之极而有之”的战略，因此其东段防线止于江北之濡须。

公元219年孙吴攻杀关羽，据有荆州，至此“守江”战略态势完全形成。

守江战略的要点分析

孙吴“守江”战略之成功，有赖于以下诸要点。

一是“限江自保”的战略方针。

关于孙吴“限江自保”的策略，诸葛亮有精辟的论述：“今议者咸以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见《三国志.诸葛亮传》之注引《汉晋春秋》）

“限江自保”的战略基调是孙吴政权认识到自己同北方曹魏的实力差距，因此保全实力，凭借长江天险防守，不同敌人进行陆上的决战，不以倾国之兵相较；即使大军北征，也是趁隙寻衅，闻敌人大兵赴援，则主动撤走，不做正面较量。如孙权208、213年亲征合肥，闻曹操救兵将至，主动撤还；234年配合诸葛亮伐魏，孙权再攻合肥新城，闻曹睿御驾亲征，敌未至便撤退。（见《三国志.孙权传》）再如陆逊225年攻庐江，236年攻襄阳，也是闻敌救至，未交战即行撤退。（见《三国志.满宠传》和《三国志.陆逊传》）这和诸葛亮伐魏不同，诸葛亮伐魏，其亲征的四次，均是出动倾国之兵，且以主力与敌相较，务要决出胜负。因诸葛亮的战略是北伐中原，不是自保。所以诸葛亮伐魏时始终没有得到孙吴的大力支持，原因就在于孙吴的“限江自保”的战略，这也是诸葛亮的悲哀。

“限江自保”战略使孙吴得以保全实力，避免损失，以最小的代价实现防卫的成功，可以说是实力相差悬殊情况下明智的战略方针。

二是大治水军扼守长江天险。

有了长江天险之后必须有优势水军防守才能成功，这也是曹魏始终无法渡江的主要原因。孙吴水军很盛，战船极多，因此在先在赤壁粉碎了曹操南下的企图，后两次在广陵阻止了曹丕的渡江。当时孙吴在侯官（今福建境内）设置造船厂，在濡须、西陵设有水军基地，大治战船，其最大的战船称作“五楼船”，上下五层，可载士卒3000人。曹魏虽然在淮河、汉江也建有水军，但和孙吴无法相比。这主要不是人数上的差距，而是战船质量上的差距，淮河、汉江因水浅，所造战船既轻且小，在水战中处于绝对劣势。古代水战的胜负，同等条件下主要取决于战船数量和战船大小，数量多且大船多就能取胜。譬如公元1161年南宋抗击金军的采石矶之战，以1.8万人对抗金军的60多万人，时金军战船和水军人数均远远多于南宋，但南宋水军凭借船高且大冲撞金军船只，当场就撞沉上百艘，两次击败金军渡江的企图，最终迫使敌人退走。

到魏国攻灭蜀国后，具有了长江上游，然后在长江大治水军，才奠定了灭吴的基础。当西晋大将王浚伐吴时，其水军有7-8万人，其大型战船可载士卒2000人，在水军人数和战船质量上均取得了长足进展。当时孙吴全国兵力才23万人，除去占多数的步兵外在水军人数上不会多过晋军，而且名将亡故，士卒离心，战斗力大幅度下降，自然不是晋朝水军的对手，因此孙吴的灭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三是在江北实施要点防御阻止敌人饮马长江

“守江”战略不能单守长江南岸，因为若北方占领江北，即可在长江上大造战船，训练水军，拉平与南方的水军差距，此所谓“长江之险与我共之矣”。因此孙吴在江北设置诸多战略据点，实施要点防御，阻止敌人挺进到江北。江北所设战略据点主要有濡须坞、广陵、江陵、西陵等地，这些据点均背靠长江，有利于孙吴水军从长江上进行支援和补给，即使陆战不敌被敌军围城，也可依仗水军解围，这样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水军的优势。

例如公元212年、215年曹操两次亲率大军20余万从巢湖南下，孙权率军7万余人坚守濡须，迫敌撤退。又如公元222年，魏国曹真攻江陵；公元250年魏将王昶、王基分攻江陵、西陵；孙吴野战不利，据城坚守，终使敌粮尽退军。（见《三国志.孙权传》、《三国志.王昶传》、《三国志.王基传》）曹魏数次南下均受阻于孙吴江北据点，不能饮马长江，因此江南得以安枕。

四是烽燧相望举江为一的防御体系

孙吴虽在江北据点驻有重兵，但主力军队还在长江南岸。由于孙吴领土西起西陵，东到广陵，相距千里，战线绵长，若敌军合力并攻一处，己国救援不及，战略据点可能失守。因此孙吴沿江遍置烽火台，以弥补要点防御的不足，使长江防线联接为一体。如庾阐《扬都赋》上说，吴国“烽火以炬置孤山头，皆缘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十里，寇至则举以相告，一夕可行万里”。例如公元250年魏将王昶、王基犯江陵、西陵，吴将步协在西陵举火，鼓三竟，达于吴郡南沙。

也就是说仅仅几个小时，西陵的军事警报就传到了上千里之外的吴郡，其传递速度之快令人吃惊。于是孙权遣将军陆凯等率军救援，遂解江陵之围。

五是以攻为守的辅助战略

孙吴在全力“守江”之外，经常派兵时扰江淮，时攻江汉，阻止敌人步步为营地向南渗透，为江北防御争取战略空间。其攻击一般是短促出击，范围东不越合肥，西不逾襄阳，力求将江北防线稳定在此一线。如公元213年曹操遣朱光驻军长江北岸的皖城屯田，同时派人联络鄱阳湖的水贼接应，威胁长江沿岸，孙权亲征破之。在东线的扬州，孙权曾数征魏国边境的合肥、新城，大将全琮数寇淝水之侧的芍陂，在西线的荆州大将陆逊、诸葛瑾、朱然等数攻魏国荆州边境沮中、樊城等地，使魏国在与吴国接壤的边境线上无法稳步发展，从而解除了以后的祸患。魏国因边境不安，数次大军南征所需军粮都要从后方运送，道路遥远，不得已而退军。及至吴国后期，无力大规模北侵，故晋人得以在江淮、荆州沿线大兴屯田，积聚军粮，为灭吴打下了物质基础。如晋将羊祜出镇荆州，其到时“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积”。（《晋书.羊祜传》）这从反面印证了孙吴以攻为守辅助战略的必要性。

六是普遍的部曲继承的世兵制

三国时魏、蜀、吴的军队都实行“世兵制”。所谓“世兵制”是一种兵民分离的专业“兵户”制度，国家对兵户与民户分籍管理，兵役完全由兵户承担。兵户在内部婚配，不得与民户通婚，一入兵户则父死子继，世代当兵。这种制度保证了有固定兵源，尤其在三国乱世人口大幅减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且兵户从小就接受军事训练，战斗力很强。

孙吴与魏、蜀相比，其“世兵制”的特点是非常普遍的部曲继承制度。所谓的“部曲继承”，指的是每个将领都有私人所带的军队，这些军队的士兵与将领长期在一起，所以非常忠心，而且若将领死后，其所属部曲由其子继承统领，如此代代相传，因此部曲与将领之间就形成了生死与共的关系。孙吴沿江的各战略据点均由这些将领及其部曲镇守，他们也拥有据点周边的土地，长期在此生活，因此遇到敌军入侵能够奋死抵抗（因为他们是在保卫自己的家乡），以待援军。这种做法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和抵抗力。

魏、蜀两国虽然也有部曲继承的情况，但没有孙吴普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孙吴后期的将领大部分都是前代将领的后人，譬如镇守荆州的陆逊死后，其族子陆凯领荆州牧，陆凯后是陆逊之孙陆抗领其部众镇荆州，陆抗后陆家已无优秀人才，但仍使其诸子陆晏、陆景、陆玄、陆机、陆云分领其兵。象陆家世代镇守荆州属于大的方面，至于沿江据点的将领也多是如此，如西陵督步协死后，由其后步阐代其职等等。

普遍的部曲继承制虽然有利于国防，却也容易造成世家大族拥兵自重的局面。这种情况在孙吴时期并不明显，但到南北朝时就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故东晋虽拥有秦岭淮河以南广大的领土和众多人口，面对北方数个弱小的少数民族政权却不占优势，无法统一，原因就是国内的世家大族拥兵自重，不服从朝廷号令，并屡生叛乱，国力内耗。可以说孙吴的普遍的部曲继承制是其肇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