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光历史中的阴暗面，侧面看待历史真实性！

泽林

现在的学生 看了几天《十万个为什么》，偶尔再翻一下所谓教科书，就认为那是真实的历史啦

说你幼稚 说你醇 还振振有词～

反用 小说历史都混不清～如何如何

本人，年岁不大，但对历史有点了解。但是 不管历史如何

我相信一句话

“政治影响一切”

历史是政治的产物。所以 他的真实性 就要看你的智商了

《达芬奇密码》 就是本小说，，那就是例子

你们可以说 小说－－是胡说八道，但真实的历史，你毕竟也是没亲眼看见。既然你自己都没看到的历史

而又用历史上名人话 来反对 小说，是不是有点太可笑了

这的确太矛盾

孔子有个学生，给孔子做食物，而东西掉在地上，怕老师吃了，对身体不好，就自己给吃了

正好孔子路过，只看到他的学生吃了东西 儿没看到东西是掉在地上了

他就问这个学生，为什么偷吃东西呢，学生说了原因

孔子茫然道：我所看到的都非正确的，何况是听来的呢～

～～～～～～～～～～～～～

下面我发的东西 都是与目前政权不冲突的，避免惹祸上身 我不喜欢发政治敏感的帖子 见谅

泽林

中国古代为什么不禁娼

第一节 中国古代为什么不禁娼
一、娼妓制度与婚姻家庭制度
　　中国古代的娼妓制度，其实是来源于整个社会所实行的婚姻家庭制度。恩格斯
曾经说过：“卖淫是对专偶制（过去翻译成‘一夫一妻制’）的必要补充。”其实
对于中国来说，还不仅仅是一个“补充”的问题，从根子上就是两个共生共容、相
得益彰、缺一不可的孪生制度。
　　中国古代社会，对于男性实行的是一种“有限的性自由”。它的限定条件就是：
只要是不会破坏婚姻和家庭的性关系就允许；凡是有可能破坏婚姻家庭的性关系，
则必定严厉谴责与禁止。也就是说，一个拥有相当的财产和社会地位的男人，在家
里完全可以除了妻子以外，再拥有妾（小老婆），拥有婢（丫鬟）。他可以只跟妾
过性生活（但是不能因此而抛弃正妻） ， 也可以与婢发生性关系（只要事后把她
“收房”，纳为妾）。但是在家庭以外，他却不能与任何女性通奸，也不能拥有任
何现在意义上的“情人”或者“第三者”。这是因为，如果女方已经结婚，这就会
破坏别的男人的婚姻；即使女方还没有结婚，她的失贞也会破坏她将来的婚姻，或
者使一个其他男人无法找到老婆。这就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里，其实非常根深蒂固
的“社会公平”的内涵，在性关系方面的具体化。
　　有限定，就必然会有让步和另外的宽容。那就是允许娼妓的存在和男人有限度
的嫖妓。这是因为，娼妓的社会身份往往是非自由人或者半自由人（所谓“卖身”、
“养女”等等），不可能与一个有一定财产和地位的男人结婚，充其量也不过是被
男人“赎身”而成为他的小老婆。这虽然往往会使这个男人很丢脸或者没面子，但
是却并不违反社会制度，因为这只不过是把一个女人从妓院转卖到一个家庭，或者
是纳妾时不找良家闺女却偏要找青楼女子。这，怪是怪一些，但是毕竟无伤大雅，
于别的男人无妨，社会当然不会大加干涉，笑话、笑话而已。对于低阶层的男人来
说，就是明媒正娶一个妓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那个妓女在婚后能够恪守妇道
就行。
　　相反，如果一个男人沉迷于嫖妓之中，甚至连老婆也不要了或者不娶了，社会
至少也会严厉谴责他。许多情况下，强大的宗族组织还会“帮助”、“挽救”甚至
惩罚他，例如剥夺他的族内地位、结婚权利或者继承权利等等。因为他已经破坏了
社会的根本婚姻制度，因此被叫作“不务正业”、“抛家舍业”、“生活糜烂”，
甚至是“醉生梦死”、“荒淫无耻”等等，等等。
　　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婚姻家庭制度，所以对于低阶层男性来说，娼妓是他们合理
合法地宣泄婚前性欲或者婚后剩余性欲的现成对象；对于那些有钱有势或者有权有
势的男人， 尤其是士大夫阶层来说， 娼妓又是他们惟一有可能合理合法地找到的
“情人”。这是因为，在那时候，天下的所有女人中，惟有娼妓才可能是懂得琴棋
书画、多才多艺、善于交际、情感相对丰富的年轻女性；惟有娼妓才可能跟他们吟
诗作对、纵论经纬、对酒为歌。总之，惟有娼妓才可能与他们兴趣相投，才可能拥
有共同语言和情感交流。
　　这一点也不奇怪，也不是因为妓女们有什么天赋，完全是由于整个社会的婚姻
家庭制度和性别角色制度所决定的。
二、传统女性的5种宿命
　　在这种制度下， 对于男性来说，天下的女人无外乎分成5种，而且各有各的用
途，泾渭分明，各司其职，相辅相成。
　　第一种是妻子。是明媒正娶的“孩子妈”和“贤内助”，负责生儿育女、操持
家务、管理小老婆和奴婢。因此，一个好妻子的条件就必然依次是：1.门当户对。
以便保证妻子具有相应的持家能力，使目前的婚姻家庭能成为“天作之合”，维护
目前男人的社会地位；2.能够生殖。以便保证男人能够传宗接代，男人的家族能够
生生不息；3.贞节无暇。以便保证男人的后代们血统纯正；家世清白、没有“家庭
历史问题”；4.俯首帖耳。以便维系父权制的家庭制度。
　　但是这里也就不难看出，对于一个正妻来说，正常女性的许许多多特点不仅毫
无必要， 而且没有才好： 1。 年轻美貌不仅毫无必要，反而容易“朝秦暮楚”、
“招灾惹祸”，甚至“红杏出墙”，就连诸葛亮这样的大人物都说：丑妻是福；2.
床上功夫，也无必要，能生出孩子，尤其是生出儿子来才是真本事，才是真功劳，
否则，一旦妻子欲火攻心，夫将不夫，家将不家；3.感情丰富更无必要，因为除了
家务事，男人根本就不会跟妻子谈什么的，否则，“枕边风”就会成为“祸水”。
　　那么，男人就不需要这些女性特征吗？非也，只是因为还有第二种女人在预备
着。
　　妾，小老婆，是男人专门娶来或者买来补充正妻的不足的。她们的条件依次是：
1.年轻美貌，以便满足男人对“嫩若青枝”、“秀色可餐”和“金屋藏娇”的心理
需求；2.床上武艺高强，而且近在咫尺，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盛”，以
便满足男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性生活要求；3.撒娇耍嗔，争风吃醋，但又适可而止，
惟命是从，以便满足男人“玩女人”（不仅仅是性交）的需求。
　　但是，妾也必然有妾的缺欠。她们一般都是出身贫寒，缺乏文化教养，往往只
能上床玩玩，却来不得风雅。而且，在封闭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里，男人再有钱，
也很难把一个同样生长在农村的小老婆“调教”成才女。尤其是，男人不能真的跟
她们玩什么感情游戏，因为她们毕竟在婚姻之内，在家庭之内，如果玩得几个妻内
讧了，或者跟大老婆较真了，岂不是后院起火，自讨苦吃？
　　第三种女人，是男人的婢（丫鬟）。她们是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半）女奴。
她们虽然并不是男人的必然的性交对象，但是男人如果愿意，也可以那样干，只要
事先或者事后补办一个“收房”的手续，把丫鬟提拔成小老婆就可以了。有的男人
连收房都不肯，就那么半强奸半诱奸地干。只要没有闹出人命来，社会也没脾气，
因为那是男人自己的家务事。当然，丫鬟往往更加粗陋，所以这么干的男人比较少。。
第四种女人是尼姑。 她们一般不会跟男人有什么瓜葛，但是恰恰因此，她们实际
上只是男性社会里的“贞节花瓶”，以便让男人们觉得，这个世界多么圆满啊，毕
竟还有一些守身如玉的圣女，供我们崇拜，也供我们激发性幻想，有时候，还让我
们有的可偷。
　　第五种女人，就是娼妓。她们的社会功能，对于低阶层男人来说，就是“公共
厕所”，所以为他们服务的也就是下层妓女，“打炮”而已；对于中层男人来说，
中级娼妓扮演的是“隔壁的女子”那样的角色，使这种男人可以在她们那里合理合
法地尝一尝偷情的鲜，过一过通奸的瘾；对于上层男人来说，高级娼妓则是他们的
“梦中情人”。所以，士大夫们去妓院，一般是“狎妓”，而不仅仅是低层男性的
那种嫖妓。“狎妓”不仅包括一对一的玩耍，也包括一帮男人一起去妓院玩，或者
相约在妓院一起玩；还包括利用妓院和娼妓的陪伴，来进行士大夫之间的一般社交。
　　为了符合这样的社会功能，维持这样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娼妓都是从小严
格训练、不断筛选出来的。那些中途被淘汰的，就只能停留在下层或者中层的某个
阶梯格子里，惟有那些符合上层男性的社交、消闲、调情、性交四大需求的妓女，
才能爬到青楼的最顶层。
　　这样一来，妓女的等级实际上就与社会上男人的等级相一致了：贫寒之男只能
去烟花巷里的娼“寮”（寨子般的），找那些惨不忍睹的烂娼；小康之男可以去一
些有头有脸的妓“院”（像个家居），找那些类似小家碧玉的妓女；而那些体面的
男人则去那些够得上“楼”（富贵显赫之处）的地方，找那些往往是远远胜过妻妾
婢尼的高级妓女。
　　这样一来，“青楼女子”就成了当时天下女人里最有才艺修养、最温文尔雅、
最善解人意、最善于社交的女子，成为惟一一种能够吸引士大夫情感的女子。虽然
在实质的社会制度里，她们仍然是低于妻妾婢尼的，但是在当时很少的社会活动中，
她们的地位却远在妻妾婢尼之上。
　　这样一来，文人学士们往往也被搅昏了头，忘记了或者故意忽略了青楼女子的
“卖笑”本质，只顾把自己的“剩余情感”投入到“狎妓”之中，不断地把青楼女
子拔高、美化、神圣化。结果，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才出现了那么多歌颂妓女的作品，
以及据说是妓女创作的文采飞扬的作品。其实，这只不过是士大夫的一种心理需求
而已。他们自己是才子，所以他们所结交的女人也必须是才女，否则就会有辱斯文，
就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迷恋于青楼，就会暴露出自己那种虽然妻妾成群却心无所
系、倩无所钟的可怜相，甚至就会对社会的整个婚姻家庭制度产生怀疑——那可是
杀头的罪过啊！还不如自己虚构出一幅美妙的幻像，躲在里边自得其乐，哪怕自己
偷偷地加工甚至伪造一些“青楼文学”，哪怕被那些“一分钱一分货”的“佳人”
给生生地撅出来过，也都忍了、认了、假装忘了。结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从
早先的《神女赋》开始，男性的“梦遗文学”到了《聊斋志异》达到了顶峰；士大
夫的“手淫文学”从狎妓诗文到《杜十娘》之类，也达到了顶峰；而“阳萎文学”
则是到了《红楼梦》才最终功德圆满的。
　　这样一种严密的社会角色之网，对于女性来说，毫无疑问是一种窒息。在中国
古代，再有本事的女人，充其量也只有这5种前途。
　　最幸福的女人，是“为人妇者”，就是作为明媒正娶的妻子。哪怕对方再穷，
也比下面的任何角色要强得多。因此，在妻子们对娼妓们的痛恨里，并不像妻子自
己说的完全是因为娼妓破坏她们的家庭，而是隐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刻骨铭心的
蔑视，所以才格外地痛恨。这就像皇帝老子及其巴儿狗们因为对草民无限蔑视，所
以才对“犯上作乱”有深仇大恨一样。
　　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的女性，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充当—个妾而已。妾的身份
和地位，虽然低于妻子，但是又高于丫鬟。尤其是，妾毕竟有一个家，有一个稳定
的生活，而且还有一线希望：只要在老爷那里得宠，自己的实际地位和待遇不会比
妻子低多少；如果有幸遇到大老婆死掉的机遇，自己就很可能上升为正妻。
　　不得不做婢女的，当然是那些最底层的女性。她们是卖身或者半卖身的，最好
的结果也不过是由主人决定，把自己嫁给一个同样身份的男仆，成为一个正妻。闹
不好，丫头被主人转卖掉，甚至卖到低等娼寮里的事情，实在是屡见不鲜。所以，
如果丫鬟被老爷给“搞”了；如果有机会上升为小老婆，那么多数人只会觉得三生
有幸，不大会出现“喜儿”的。
　　以上3种人都做不成或者不肯做， 那么一个女人就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当娼
妓，要么当尼姑。可是尼姑庵的容量毕竟很有限，物质生活也比最差的娼寮还差，
所以当娼妓往往是更好的选择。
三、对娼妓业的限制
　　但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管理者并不是一群傻瓜或者只顾贪赃枉法，别的一概不
干。他们深刻地懂得当时女性的这种处境，因此总要千方百计地防止低层女性由于
“贪图享受”（其实是为生活所迫）而自投娼门。这并不是什么人道主义，而是因
为这样的女性一多，娶不到媳妇的男人也就必然更多，甚至“玩物丧志”沉迷于妓
院的男人也会更多。这不仅仅会威胁到社会的整个婚姻家庭制度，会破坏孔孟之道
“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的理想，甚至会威胁到统治阶级培养接班人的政治大业。
所以历朝历代都有许多针对娼妓的“就业资格审查”，绝不是谁想干就能干；而且
“逼良为娼”一直是重罪，一直被严惩不贷。
　　除了这种官方控制以外，当时的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生活形态，也对娼妓业发挥
了很大的抑制作用。当时，客观上具有嫖娼消费能力的男人，主要是中小地主，但
是他们基本上长期生活在乡村社会中，很少进城。他们与城市生活不仅有相当大的
地理空间障碍和信息沟通障碍，也有很大的心理隔阂。所以他们在“性消费”方面
往往会觉得，只要自己家里有妻有妾有丫头就足够了，没有太多的“非分之想”。
与此相反，城市里的士大夫阶层的主力，其实是那些相对寒酸的书生。对于嫖妓，
尤其是对于“青楼之恋”，他们往往是心有余而钱不足。官吏阶层虽然有权有势，
但是毕竟要受到正统道德和许多规章制度的约束，也不可能成为娼妓的常客或者主
客。结果，娼妓业的“上帝”主要是纨绔子弟和泼皮浪子，而这类男人，在历史上
一直就不是很多。
　　正因如此，中国古代的娼妓业一直有，但是也一直没有什么巨大的发展，只不
过常常被一些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们在道德上和国难的意义上抨击，所以才使后人不
自觉地夸大了历史上娼妓业的规模与影响。一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
花”，就像后来打不过洋人的败军之将却勇于为“守节”而斩杀自己的妻女一样，
充分体现了中国文人那种当不上奴才的政治情结和色厉内荏的软骨头精神。
　　综上所述，在中国古代，婚姻家庭制度、娼妓合法制度、性别角色制度相互结
合得天衣无缝、相得益彰。我们简直无法用一个词汇来概括它，只好称之为“以男
性为中心的妻妾婢妓尼和谐运作”的制度。
　　在今天，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它都肯定是罪恶的；但是也不容否认：在社会
运行的角度上，它又无疑是和谐的与高效率的。所以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我们
消灭了它的罪恶内容之后，难道我们就不能从那时的和谐与效率中学习一些东西吗？

泽林

再来看看岳飞

中国人习惯于简单的二元思维。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英雄人物都是十全十美的高大全形象；而坏人则被描述成一无是处毫无人性十恶不赦之徒。
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岳飞一直被当成精忠报国的典范被人顶礼膜拜。为了突出他的英雄形象，还毫无人性地强迫秦烩夫妇在他的塑像前下跪。
     那真实的岳飞是怎样一个人呢，他值得人们如此顶礼膜拜吗？
    岳飞少年从军，因作战勇猛很快得到提升。
     随着地位的提高，岳飞目空一切桀敖不驯的个性也逐渐形成。他多次违抗军令，朝庭没有满足要求，他就称病撂挑子，逼得皇帝给他说好话才肯罢休。
当秦臣相代表宋国和金国签订了停战协议后，岳飞竟然敢公然上书反对，说“相国谋事不藏，恐招后世讥”。臣相（相当于现在总理）代表政府签订的外交协定还轮得到一个元帅（相当于现在军区司令）来评头论足？
    岳飞的狂妄在他的《小重山》中可谓表现的淋漓尽致：“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在文武双全、雄才大略、目空一切的岳飞眼里，谁配当他的知音？
     正是岳飞狂妄的个性为他招来杀身之祸。他不但枉议朝政，连皇帝立储之事他也要干预。皇帝选接班人你一个军人也敢来指手画脚？如此犯忌的事岳飞也要作，他张扬的个性就可想而知了。
      岳飞朱仙镇大捷后，更是不把皇帝的十一道金牌放在眼里，他坚持要挥师北上，北渡黄河。要不是皇帝把其他几路军队撤退。岳飞已成孤军之势，说不定第十二道金牌也不在他眼里。
岳飞违背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纪律，连续十二道金牌才把他招回，就是说他敢连续十一次抗旨。
     岳飞本是赵构一手提拔的大将，襄阳大捷之后，皇帝赵构和宰相张俊，对岳飞十分倚重，在解除刘世光兵柄后，有意把这支部队并到岳家军中，并在《御扎》中提出以“将雪国家之耻，拯海内之穷”的重任交给岳飞。任何一个君王都不可能容忍打了胜仗后不可一世、目空一切、说话无避讳的部下。公元1137年，岳飞曾奏请立储之事，岳飞作为大将干预朝廷上的立储大事，触犯高宗的禁忌，做为拥有众多兵马的武将参与立储之事要是你是皇帝该如何面对如此骄兵悍将?
    岳飞 对一手提拔他的皇帝尚在都是如此态度，要是今后小皇帝就位他还不更加飞扬跋扈？当时才三十多岁的岳飞日后会成为第二个王莽吗？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年轻时候的王莽不是比谁都忠于皇帝吗？

泽林

提到岳飞 就要说说秦桧了

用脑子好好想想 

秦桧(1090――1155)，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进士出身，在北宋时曾任密州教授、监察御史、御史中丞。南宋时曾任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宰相、被封为太师，魏国公。死后高宗加封他为“申王”，谥号献忠。


　　可见他在宋高宗心目中的地位。他在宋高宗心里绝对是个大忠臣。可是几百年后的今天有人说他的宋朝卖国贼，金国派来的奸细。而事实上至今丝毫找不出秦桧卖国的证据，反而到有秦桧爱国的证据。。。。。。。。


　　公元1126年，金兵突袭北宋京城成功。在金人未攻破汴京前，秦桧一直主张抗金，反对割地求和。在金人的威逼下，宋朝百官议立张邦昌为帝。秦桧竟站出来反对，立议状要存赵氏。结果秦桧被金人俘虏北去。秦桧此举，颇受人民赞扬。可以说秦桧若不出站来立议状要存赵氏，就不大可能会被虏走受苦受罪。或许还会在伪齐政府里做大官享受荣华富贵。秦桧到金国后，受到金元帅粘罕另眼看待。忍辱负重为徽宗写乞和书。可以说这完全是忠臣之举(谁那么傻写乞和书，给自己找后人唾骂的理由)。其后他被金太宗完颜晟赐给左监军完颜昌。在金国期间并不无任何变节之举。公元1130年完颜昌攻楚州时秦桧趁机逃回宋朝。秦桧说，他是杀了金人监己者，弃舟而来。此说不信也罢，但说秦桧投靠金人并无任何根据，说是秦桧金朝派来的内奸纯属无稽之谈。从外处逃脱的例子自古有之，如西汉的张骞从西域匈奴手中逃回汉朝。宋朝也有很多人如辛弃疾、文天祥等等。。。。。。宋高宗决不是个无能的昏君。宋朝的百官百姓也不傻。秦桧是主和派的代表，但不能说主和派就是投降派，主和派与主战派只是看问题的角度或所想的侧重点不同。议和秦桧是充分考虑到当时情况，做出的选择。


　　宋自开创以来就以统一中国为祖训，这一点无论北宋南宋都没有忘记过。只是对手军力太过强大，难以实现。几次努力与尝试，一直没有成功。(为了统一中国宋人联合野蛮的金国出卖了百年和好和对中原文明更亲近的辽国，还是为了统一中国，宋朝又联合更加野蛮的蒙古，灭了热忠于汉化的金国。)说高宗怕迎会二帝自己就当不成皇帝了，这更是主观臆想。赵构在即位昭书上说：“同奚两宫之复。”可见赵构在即位之初就下以迎回二帝为奋斗目标。迎二帝是赵构首先提出来的。“二帝”也根本就不想当再当什么皇帝了。(徽宗根本就不想当皇帝42岁就传位给钦宗，钦宗在金国也托人捎信给赵构，告诉他只要把他们迎回来，他做平民都是高兴的。一个亡国之君哪还有脸面在做皇帝？)说高宗因怕迎回二帝而主张和谈根本就不成立。主和是稳妥的做法，先保存实力，修养生息，以图日后再战。主战是冒险的做法，成功则收复失地，不成则国破人亡。高宗决定采取主和的观点，完全是经过通盘考虑后做出的稳妥策略。秦桧的仕途也并非一帆风顺，和平的谈判道路也并非平坦，金国也有主和派与主战派。秦桧也曾一度被罢免丞相之职。公元1137年徽宗克死他乡。同年高宗任命秦桧为主持与金古国议和。经过艰苦的谈判到公元1139年在秦桧努力下终于和金朝达成和平协议。史称“绍兴和议”，和议的主要内容：“宋帝向金称臣，宋每年交银25万两，帛25万匹。金归还伪齐刘豫统治下的河南、陕西部分地区，并送还宋钦宗及宋徽宗梓棺，“许还梓宫、母、兄、亲族”。如果此协议达成秦桧无疑是人民的一号功臣，一、迎回二帝，二、收回领土。虽然一时纳钱称臣，但若知耻而后勇、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宋国终有一天会报仇血狠。(事实也证明金亡于宋蒙之手)当时人们都以为和平即将到来，钦宗南归在即。“绍兴和议”签定后，宋高宗就下诏：“渊圣皇帝宫殿令临安府计度修建”准备让钦宗回来后赋闲优养。如果高宗不想迎二帝，“绍兴和议”签定前就可以在谈判时偷偷的对金人不让二帝回来。而事实是绍兴和议的内容是金国答应迎回二帝。。。。。。


　　岳飞也打算辞职，他呈给高宗的奏章言：“今讲好已定，两宫天眷不日可还，偃武休兵，可期岁月，臣之所情，无避事之谤。”(岳飞在《乞出师札子》上，写到：“异时迎还太上皇、宁德皇后梓宫，奉迎天眷归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万年，无北顾之忧，臣之志愿毕矣。


　　然后乞身归田里，此臣夙昔所自许者。”)可见，这和约在岳飞及大多数宋人眼力跟本不是什么卖国条约，人们也对秦桧这些年来的努力艰苦的谈判成果非常满意。同时也说明“迎二圣”根本不是岳飞与赵构矛盾的根本所在。如果秦桧是卖国贼，如果是卖国条约，那签定这“卖国”协议也不会长达七年之久，那人民也不会欢欣喜悦了。除非所有的人民都是卖国贼了。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秦桧注定不能成为千古名相、人民眼中的英雄、宋国的一号功臣。转年，金国突然发生政变。兀术政变成功撕毁和议，决计不放钦宗，以备万一日后军事失利，金人扬言要让钦宗来做皇帝，和南方的高宗对立。让钦宗“安坐汴京，其礼无有弟与兄争”，金人对汴京的百姓说：“让你们的旧主人来做这个江山。”兀术把钦宗当一张王牌和宋高宗斗。金国也有主和派与主战派。兀术就是主战派，金国主战派掌权后，金兵大举分兵南下。战争也成就了岳飞。当时双方国力都消耗的差不多了，虽然岳家军取得胜利，但其它的几路宋军皆败。另外岳家军也损失严重。


　　岳飞的死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他个人的悲剧。时代的悲剧在于当时的现实环境与条件不允许实现他的壮志雄心。岳家军虽然能打，但是毕竟是强弩之末。另外金国还拥有大量骑兵主力。以步兵为主的南宋军队在平原地区还可以与金国的精锐骑兵较量。但若劳军远征准备不充分，在金国的土地上和大量的骑兵精锐较量，可以说胜利的希望不大。(之前有宋太宗两次伐辽的失败，之后也有的宋军自认准备充足大举进攻金国的惨败。)他的主战观点和当时人民的愿望、国家的政策相冲突。个人的悲剧在于是他个人性格所至。岳飞忠事不忠人，违背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连续十二道金牌才把他招会，就是说他连续十一次抗旨。不听圣旨召唤可以说是和赵构对着干。岳飞正是赵构一手提拔的大将，襄阳大捷之后，皇帝赵构和宰相张俊，对岳飞十分倚重，在解除刘世光兵柄后，有意把这支部队并到岳家军中，并在《御扎》中提出以“将雪国家之耻，拯海内之穷”的重任交给岳飞。任何一个君王都不可能容忍，岳飞被杀不是因为他能打胜仗，而是因为他打了胜仗后不可一世、目空一切、说话无避讳。公元1137年，岳飞曾奏请立储之事，岳飞作为大将干预朝廷上的立储大事，岳飞本身有能力对高宗的地位构成威胁，做为拥有众多兵马的武将参与立储之事确实是超出了一个武将的范围。从人性的角度想赵构不可能不多想。


　　需要说明的是秦桧还想救岳云一命，以刑部大理寺的名义上书，主张保全岳云性命。“岳飞私罪斩，张宪私罪绞，岳云私罪徒(徒就是流放)。”，“奉圣旨根勘，合取旨裁断”。但结果是全杀。在宋朝就是皇帝杀普通的臣子都是少见的，更何况像岳飞这样的朝野重臣。若没有皇帝的许可，秦桧是没有能力杀岳飞的。岳飞的死秦桧有责任，但撑死了是帮凶。谁当宰相谁负责岳飞这个案子，结果都是一样的。秦桧人民的好丞相，岳飞人民的好军人。主战派主和派不是完全对立的两派。主战派是爱国的，主和派也是爱国的。他们的出发点不同，都是为国而想。秦桧根本不是卖国贼，更不可能是金国派来的奸细。秦桧除了谈判和平之外，根本就没有出卖南宋的举动。他并也没有试图把南宋纳入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之下。秦桧能够使残破的宋朝有机会修养生息，使宋朝的人民体验和平、富足的生活上百年。最终宋国还是报了血恨，联合蒙古把强大的金国给干掉了。。。。。。。


　　岳珂对祖父是秦桧害死之说起了关键作用。岳珂根据野史记述写书，丝毫不提幕后真凶赵构。至于说岳飞为什么成了民族英雄，那还是因为三代之后。宋朝自认准备充足，开始大举讨伐金国，为岳飞平反以鼓舞士气。赵构皇上是不能说的，所以只好委屈一下死去多时的秦桧了。

泽林

再和你们说说 中国的元朝和清朝

其实这两个朝代 对中国来说 已经是殖民统治了

别以为中国是到了 慈禧那 才开始的

世界上只有在中国，才会在主流历史学家编制蒙元史教材中，把蒙古帝国建立地元代描写成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把中国民族融合、疆土辽阔、都归功于成吉思汗等蒙古帝国统治的贡献。“经过元朝近百年的统治，不单中华各民族之间密不可分的兄弟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加深了各少数民族对中国这一大家庭的主人翁感情。。。。契丹族与女真族（它是后来满族先民的近支）在元代被视为汉人，而最终与汉族相融合，回族作为一个新形成的民族出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所有这些兄弟民族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加强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在后来的清王朝时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离开了这些历史的亲和因素和传统情谊，就不可能有今天亲如兄弟的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 [注1].至於鼓吹蒙元促进了科技生产力发展、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的论文，更是比比皆是。最近还有文章宣扬游牧民族生活保护生态、保护动物，是解决中国生态问题出路。[注2]

　　然而，大陆以外书籍描写蒙古入侵其它国家时，讲得都是蒙古人当初一贫如洗，野蛮残暴，每到一处，都屠杀平民民、抢劫、强奸。在很多地方灭绝了当地人口，破坏了当地的文明成果，繁荣景象很久不能恢复。在中国大陆难以见到的书籍中，蒙古帝国军队残暴、邪恶的行为包括把妇女强奸以后杀死，把孕妇的肚子刨开、屠杀尚未出生的婴儿、把死人的头摆成金字塔炫耀、取乐[注4]，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处死。在中亚，成吉思汗发现一个妇女的肚子里有珠宝，就下令军队用刀抛开所有百姓人的肚子，检查有没有可以获取的财富[注3]。他们是一群十恶不赦的强盗。

　　按照蒙古帝国时代阿拉学者伊本-阿-阿特尔(Ibn Al-Athir)的话说，“造成了自以来最大的灾难”，[注5]美国现代历史学家桑德斯也说：“作为人类种族灭绝屠杀的典型代表，这些蒙古人是自古assyrians以来最恶劣的屠夫。他们把许多国家民族完全斩尽杀绝、或者全部驱赶出家园。在屠杀上令人发指程度，一直到现代的纳粹都没有超越。”[注6] 在前俄国和前苏联，更是不乏对蒙古帝国屠杀罪行的强烈谴责。前苏联还有专门的纪念蒙古大屠杀博物馆。而在中国的蒙元专家把这些描写一律批判成为“回教地主阶级的诅咒” “霸权主义者把弱小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一一贬低否定，企图使之甘心屈居殖民他的奴仆地位。”[注1]等等。

　　为什么国外对蒙古帝国的评论和中国大陆的描写差别如此之大？我带著这个疑问，花了大量业余时间，阅读了很多(当然远远不是全部)中外有关论文，得出结论是:“解放后中国主流的蒙元专家巧妙地隐瞒、扭曲历史，不断误导中国民众”。而且这种对历史的扭曲和欺骗不仅仅严重阻碍了今天的中国迅速步入世界先进文明行列，而且，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纠正，迟早将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

　　本文将引用各种所查阅的资料，详细论述中国控制了蒙元研究的主流职业历史学家如何隐瞒、扭曲历史。 他们的做法将产生了什么危害。

　　第一、中国主流历史学家在通俗史书上对民众隐瞒了蒙元残暴屠杀、种族灭绝的规模和性质、在中国屠杀的人数和占人口的比例。

　　无数古代的原始记载显示，蒙古帝国并不是只在中亚、阿拉伯、欧洲和印度屠杀和种族灭绝。在中国各地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规模和残暴程度并不逊色。蒙古人仅在中国北方金境内(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山西)屠杀汉、女真等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约90%[注7]，其中忽必烈自己估计直接有一千八百万人(估计这是直接屠杀)，焚烧房屋农田造成冻死、恶死，用死尸污染水源造成的疾病没有人能直接统计。西方国家的估计是三千万。这在中国专业书籍元朝史中也有相应的描述。北方大地被杀的千里无人烟，在加上强奸妇女、绑架奴隶，把平民驱赶填平在防御沟壕其凶狠、残暴程度，是世界上任何其他种族灭绝行为、包括臭名昭著的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都不能相比的

　　除了中国北方90%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蒙古帝国在四川进行大屠杀造成的灾难更是令人怵目惊心。。网上学者愚人先生文章经过自己在各种原始文献的调查，在“南宋末四川军民对蒙古的抵抗及其意义”也对四川人口被屠杀作了估计[注8]，整个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杀前，最保守的估计也超过了1300万人口，屠杀后竟然不满80万人口。现举一例：

　　四川四路，包括今陕西所属的大安军、兴元府、沔州、洋州、金州，甘肃所属的天水军、西和州、阶州、成州、文州，其估计户数从战争前1175年的258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减至战后1290年的15.5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人口减少到1/15。

　　中国古代各种原始记载尽管经过满清文字狱时代被有计划的销毁，即使在残留的记载中国，也处处可见蒙古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杀光的各种暴行，表明蒙古人在中国屠杀各族人民和在阿拉伯、中亚、欧洲的行为丝毫没有分别[注9]。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受害者的人数，被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至少是)1985年版。

　　然而在中国主流蒙元史专家所控制的大众通俗作品中上却根本看不到蒙古帝国残酷的种族灭绝行为。他们有意识地这种有史以来空前绝后暴行和普通的战乱混为一谈。模糊地说凡是战争都有死亡。所以蒙古帝国的杀人行为没有什么特别的[注1]。在中国关于蒙元历史的通俗历史作品中，充满了古人如果启用儒家治国，恢复科举，救济难民。在蒙元史论文中，也充满了元代如何促进科技进步[注10]。难道在半个中国人口被屠杀了90%对中国没有什么恶劣影响？

　　我不能说中国史家举出的蒙元“贡献”的例子不是事实。这就象是日本入侵中国除了屠杀等各种罪行以为，还抓劳改修建了铁路一样，是大规模罪行下的个别例外。如果将来的历史学家在描写日本侵占中国关东，不讲他们屠杀平民，强抓劳工，抢走粮食、强迫人吃混合面、造成大批民众饿死, 抓慰安妇和化学、生物武器实验，只讲他们兴办铁路、开设学校、医院、甚至某个日本人救活了中国人的性命，把招募汉奸说成是团结广大汉、蒙同胞，用这些个别事例来证明日本入侵中国促进了中国的进步，然后再说两句凡是战争都要死人，所以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没有什么特别，那么未来不明真相的的人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中国的蒙元史专家就是用这种方式作学问的。

　　蒙古屠杀造成的是中国和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可是我们在中国有关的通俗历史书籍上很难发现这样的结论，包括部分和中国学者关系紧密的外国汉学著作也存在着欺骗和误导。剑桥中国史引用了最近人口研究结果，既宋代中国人口有至少一亿两千万、甚至更多。而元代只有5000万。那一半人口到哪里去了。剑桥中国史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因为他们对蒙元历史的结论，多出于中国蒙元史家材料，即蒙古人采用儒家治国、救济难民等等，也基本上不提蒙古人有屠杀的习惯。然后书籍作者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么好的政权人口下降那么多了，一定是天灾。可是他们又没有发现有大规模的天灾疾病记载。所以对人口被消灭的原因就存疑。如果不是中国蒙元史家隐瞒了蒙古人的屠杀行为，这本来根本不成为问题。周良宵在其《忽必烈》一书中对蒙军残暴行为做了含糊其辞的定性描述，可是避口不谈蒙军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占人口的比例和人口严重下降的事实[注12]。也就是说中国读者无法同时接触到蒙古屠杀和人口下降一半以上的信息，也就无法了解其残暴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一般战乱。而中国蒙元史专家借此机会把世界上最大的人道灾难和一般性战乱混为一谈。也给某族民族主义者理直气壮的说“哪个朝代没有血腥、蒙古帝国不比其它政权残暴”的谎言提供了依据。国外(部分)学者被中国蒙元史家误导。不仅剑桥中国史作者被误导，黄仁宇和一些台湾史家也有明显被误导的痕迹、和为蒙古帝国罪恶隐瞒的行径。[13]

　　中国有个以蒙元史权威韩儒林(中国百科全书蒙元部分的主编，已去世)为首的学派，坚决主张蒙元促进了中国发展，他们绝大部分的论文和在所有大众能够接触到的通俗作品中，都是竭力为所谓的蒙元贡献找例子。对公众，他们根本不提蒙元军队杀了多数人，抢劫了多数财产。更有甚者，还批判伊斯兰史家记载蒙古人在中亚、西亚残暴的屠杀和抢劫行为，说那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偏见[1]。

　　韩儒林在给同行定调子的发言中说：“元朝的统一，结束了五百多年的民族纷争和血战，使全国各族人民有可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无论如何都是历史的进步。”[14] 把造成5千万以上中国人民死亡的政权说成是“结束了五百多年的民族纷争和血战”，是不折不扣的谎言。蒙元的统治也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蒙元政权为了试刀是否锋利，可以随便在街上抓人杀掉，他们把成千上万的汉族人民抓来作为奴隶，多次计划把汉人杀干净，把农田变为牧场，这是给“全国各族人民有可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吗？不是，这是对中国人民进行欺骗和愚弄。

　　第二、中国蒙元史家刻意隐瞒、贬低宋代发展成就，并把宋代的成就归功于蒙元统治。把蒙元不断抢劫造成的南宋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说成事南宋政权的腐朽和蒙元统治的理由。颠倒和野蛮和文明的性质。

　　近代部分中外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宋代时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发达国家，而且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其它文明地区。中国发展停滞以至於最终落后于西方文明，正是蒙古帝国的大屠杀、野蛮破坏、和残酷的奴役造成的大量人员、尤其是掌握先进技术的汉民族精英的死亡造成的。蒙元入侵初期，实行的是种族灭绝和彻底破坏的策略。中国北方被毁得千里无人烟。这在继资治通鉴里有明确记载的事实，在中国现代史家的通俗读物里是见不到的。

　　蒙元政权攻打南宋时，遇到了在世界其它地区难以见到的顽强抵抗，事实上，蒙元军事力量虽强大，但没有取胜南宋的的把握，这迫使他们改变了野蛮的灭绝屠杀行为，改用相对文明的方式征战。征服的城市不再屠杀干净，也不再焚烧一光。而是启用当地投降的官员用原来的方式管理。这样，中国南方(长江流域和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免遭破坏。马可波罗在中国见到了仍然是世界首富的繁荣，这种繁荣是几白年来宋代人们创造积累的。蒙元只不过没有破坏干净，但他们除了疯狂搜刮财富，没有对繁荣有任何贡献。实际上，中国正在蒙元统治下走向衰退。

　　然而，在掌握蒙元史编造原则的中国历史学家笔下，宋代是一个充满腐朽落后的时代，而蒙元是一个欣欣向荣、生气勃勃的新时代。马可波罗见到的繁荣，被他们当所蒙元英明统治的证据。蒙元专家的研究论文，只集中在为两个观点找例子，一是宋代皇室的腐败、软弱。二是蒙元时代的科学、文化、经济成就。他们所有举出蒙元时代的成就，都是汉族人们创造的。但他们都牵强附会归功于蒙元政权。而蒙元在在四川、中国北方屠刀下千里无人烟的惨剧，对他们的结论没有什么影响。最多轻描谈写，一笔带过说蒙元有部分破坏生产力行为，还不忘了交代一下这是个别现象。为了民族团结，不要在追究这种事。

　　而宋代在这些中国专家笔下，则是充满统治阶级腐朽落后，阶级矛盾减弱的朝代。在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文章列举一系列宋代腐败现象只后，他得出如下结论：“这样腐败的政权，任何民族都有权力推翻它而取而代之。所以蒙元当中国的主人是推倒历史前进的”。他的话让我范描写想起两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的腐败，同理，是不是因为清政府腐败，那英国、俄国、日本等民族就有权力当中国的主人？否则阻碍历史发展？按照同意逻辑，是不是汉民族的管理者被别人找到腐败现象，任何其他民族都有权力象蒙元政权那样屠杀、奴役汉民族。这些历史学家所作所为，等於是在为另一次大规模屠杀汉族人民提供借口。

　　事实是，蒙元所侵入世界上文明地区(不仅中国)，不仅造成了文明发展的大倒退，伊斯兰和欧洲学者(尤其是俄国学者)详尽描述了蒙古人在中国以外地区造成至今是有史历来最大的人道灾难。几千万甚至上亿贫民被屠杀。这种屠杀，不但没有促进当地文明发展，反而造成所有被蒙古掠夺过的地区发展的全面停滞。我所读过的一本苏联历史书上清楚地论证道，俄国在蒙古人屠杀和占领后，人民痛苦地倒退到野蛮时代。万幸俄国受没有被破坏西方文明影响，逐渐恢复了国力，赶走了蒙古人。如果不是因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世界上失去了这唯一的文明源头。那我们今天也未必比在中世纪生活水平高。造成中国落后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北方游牧民族两千年以来不断的屠杀、破坏、征服奴役。这其中，蒙元政权是最恶劣例子。

　　客观地说，中国明代以后的主流历史学家对宋的贬斥情有可原。尽管宋代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但是由于宋的军事软弱，人民遭受被蒙古人屠杀、抢劫、奴役的巨大痛苦。而宋的繁荣并没有留给后人。所以明代以后中国史家倾向于研究宋的缺陷，忽略了宋的繁荣。更谈不上思考宋的繁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幸运的是，不受中国史学界控制的西方史家则没有这个偏见，西方国家后来的发展很多受益与宋代的发明创造。对宋的成就多有赞扬。(实际上西方学者受语言文化限制，只了解宋成就的很小部分)。但是，现代中国主流蒙元史家把宋代描写的一团漆黑，已经很难说是偏见引起。说元代因为蒙古人统治而比繁荣，是弥天大谎。根本不具备任何职业道德。

　　中国在宋代已经有成熟的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系统和福利制度。许多宝贵的经验到今天还被中国遗忘，却在西方国家却后来居上，从新发明和改善了这些文化传统。然而中国的主流历史学家却刻意隐瞒真相，使得很多这些关键的历史真相，尤其是宋代的辉煌成就，需要经过西方学者、或者向愚人先生这样有历史造诣的极少数非职业史家用业余时间通过互联网才能慢慢揭示。

　　第三，中国史家隐瞒了蒙元和其它游牧民族野蛮、落后的本质和对文明地区的寄生关系。

　　很多不同来源的历史原始资料都表明游牧民族，包括蒙古民族在没有接触到文明地区之前，生存手段低下，常常没有温饱，经常发生为了争夺食物，父子、兄弟自相残杀[注14]。老老幼病残遭到遗弃[注15]。由於不畜牧，而是游牧，草场快被破坏。游牧民为了生存，争夺草场，经常大规模自相残杀[注16]。游牧民族有种族灭绝的习惯，每战胜一个部落，就把对方男子全部杀光，把女子和幼儿掠夺为自己的奴隶。由於这种生存方式成活力很低，所以游牧民族经常到人口稠密地区掠夺人口，补充自己的来源。所以尽管蒙古和土儿其同祖同宗，但土耳其在欧洲、西亚、中亚地区掠夺白中国人口，成为白种人，而蒙古地区游牧民族掠夺中国和朝鲜等文明地区的人口，成为黄种人。阿尔泰民族群体原来的人种，已是难以解开的谜。

　　远离农业地区的游牧民族从来没有什么成就。而靠近文明地区的游牧民族可以抢劫财富。由于依靠抢劫或者勒索得到的财富比自己靠原始游牧手段得到的财富多得多。使得靠近文明地区的游牧民族把它当作主要的生存手段。他们或者直接抢劫，或者利用抢劫做威胁，用少量物品(主要是马)强迫文明地区向他们输送衣物、铁器、食物、金银等来维持生活。而文明地区地区打内战时或者企图抵抗其它游牧民族抢劫时，经常找游牧民族部落做雇佣军。事实上这种雇佣和贸易造成了畸形强大的游牧民族。中国除了华夏文化还有其它出色的文化对中国发展有贡献，比如藏文明、高丽文明和维吾尔族的文明。但游牧民族偶然保护文明地区不受其它游牧民族抢劫，对文明发展没有任何贡献。恰恰相反，在没有长城保护的维吾尔地区由於长期被游牧民族破坏，使其落后于华夏文明，使中国发展失去了一个借鉴来源。实在是憾事。

　　游牧民族是古代社会的寄生虫。为了对付游牧民族野蛮抢劫屠杀，文明地区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成为沉重负担。成为文明地区衰落的原因之一(明代多少是被持续不断的蒙古人抢劫拖垮了)。文明地区一旦衰落，游牧民族就趁虚而入，大肆烧杀掠抢。历史上也的确有很多游牧民族，受华夏文明熏陶，接受了华夏文明。只有在他们成为为华夏文明一员后，(成为汉族以后)，才对中国发展做出贡献。这些民族融合的动力，是华夏文明创造财富的功劳，不是野蛮民族抢劫的功劳。中国史书却本末倒置。

　　尽管游牧民族的野蛮生活方式在国外史书中常见，但在现代中国史书中却是基本绝迹的。

　　第四， 中国史家把蒙元没有破坏干净的宋代华夏文明成就归功于蒙元

　　中国蒙元史家不厌恶其烦地描写蒙元政权如何兴修水利，救济难民，恢复农业，复兴科举，证明蒙元的英明统治。这真的是游牧民族带来的吗？蒙元在入住中国为食物或女人连父子、兄弟都可以残杀，连成吉思汗父亲死后，其孤儿寡母寡妇立刻被抛弃，任其自生子灭。这样残酷的习俗，怎么会一下成为英明的统治阶层？

　　事实上，蒙元政权启用了汉族官员始于宋代遗留下来的方式管理，才有部分好的表现。蒙古人在中国以外地区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华夏文明创造的大量财富诱使他们放弃野蛮屠杀破坏。启用投降的汉族官员治理。这样他们自己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华夏文明没有被破坏的功劳，不用归功于蒙元。而应归功于创造财富的汉族人民。蒙元兴修水利、救济难民等行为是华夏文明的残余，而没有野蛮民族的任何贡献。中国宋代官府救济难民的次数规模远远高于蒙元，这在中国史家的材料中是无法见到的。没有蒙元，中国只有更繁荣，被蒙元破坏摧残后，中国文明倒退到一个低下的起点，而且从此迷失了文明的方向。(本人另有一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是因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才迫使蒙元接受文明的角色，今天中国史家在大肆吹捧铁木真、忽必烈的同时，取消文天祥等人的英雄称号，这无疑会迫使中国人民蔑视抵抗异族入侵时的民族英雄，强迫中国人民在异族残酷屠杀和种族灭绝时逆来顺受，甚至加入异族屠杀自己的同胞，其后果必然危害无穷。

　　文明发展必须要通过积累才能完善。华夏文明通过无数次经验教训，已经懂得兴修水利和免除过分徭役都是必要的。只有文明发展到已经深度才能考虑全面。对於蒙元这种从野蛮落后背景出来的政权，就没有这样的智慧。他们在搜刮财富时没有节制。造成创造财富的民族生存困难。即使兴修水利，也根本不考虑民工的生命价值，结果引发了红巾起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红巾军没有什么先进武器，组织也似一群乌合之众，却能够在蒙古军队统治的确横扫千里如入无人之境，蒙古军队却无力镇压。他们所在文明地区的屠杀奴役，使得没有人能够再为他们制造先进武器了。这是给那蒙元统治促进武器发展的说法一记耳光。蒙古人在接触文明地区前连炼铁都不会。借助文明地区武器才强大，一旦毁坏了文明地区，自己也就没有武器了。蒙元统治哪里象中国蒙元学派说的那么高明？

　　第五，中国蒙元史家炮制了蒙元统治促进东西方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的神话

　　中国蒙元史家经常说没有蒙元的统一，东西方就不能交流，世界就不能迅速发展。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国早在蒙元前就与世界文明地区大量交流。从农业品种到胡琴、椅子都是从世界文明地区传来。阿拉伯商人早在唐代就利用海运，把大量中国物品运送到西亚、欧洲。东西方交流根本不是从蒙元开始。唐宋代早已繁荣了。蒙元学家绞尽脑汁找例子，证实元代某些阿拉伯技术传入中国，难道没有蒙元，这些技术就不能传到中国了？

　　蒙元真的促进东西方交流了吗？恰恰相反。蒙古等游牧部落在侵犯文明地区以前，就在丝绸之路上抢劫，结果割断了陆地丝绸之路。割裂东西方的联系。蒙元入主中国后，由於不断的屠杀抢劫，使得陆地丝绸之路各文明地区千里无人烟，连生产也没有，更谈不上什么交流。有人说蒙元把中国火药技术传到西方，这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象突厥这样的野蛮部落强大。对阿拉伯、拜占庭等地巨大的破坏，从此落后在西方文明的后面。而火器发明鼻祖中国，也从此丧失了大部分发明创造的活力。

　　中国主流蒙元史专家为了把东西方交流的功劳归在蒙元身上，就有意隐瞒和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中外海市贸易早两汉初步建立起来，在唐代得到就有了巨大的规模很大的发展。最迟在公元714年，朝廷在广州首次设立了市舶司，还建立了专供外商居住的番坊。鼎盛时每年有几十万外商来广州做生意。南宋偏安南方以后，在半壁河山的窘境下，被称为“天子南库”的海市贸易为维持南宋的经济繁荣起了更大的作用。在南宋时期，泉州、广州都是最著名的对外通商口岸，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著贸易往来。这些事实说明，没有蒙元政权，中国人民一直可以和外部世界有大量的接触和交往，难道东西方交流非要象那些蒙元专家所说的，需要靠蒙古帝国疯狂的屠杀和掠夺之后，才能促进吗？

　　蒙元学家还另外制造了一个谎言：蒙古帝国征服中国后，疯狂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由于财富不是自己生产的，他们毫不珍惜，用极为低廉的价格换取中东、欧洲的奢侈品。这样自然吸引了大量中东商人前来帮助蒙古帝国敲诈勒索中国人民。贸易量比起宋代有所提高。蒙元学家说这是促进了东西方交流，这类似于说小偷把偷窃、抢劫东西送到到市场销赃的促进了商品流通和生长发展一样。蒙元帝国的掠夺行为恶劣程度远远超过普通的强盗。在他们大量掠夺中国汉族人民财富出卖给外部国家，严重破坏了的生产基础，也破坏了生产者赖以生存的基础。中国的潮州以前就是历史上著名瓷器生产中心，在蒙元政权疯狂掠夺下从此衰落。

　　蒙元促进民族融合更是谎言。即使不提众所周知的民族四分法。蒙元从西域征掉来波斯、阿拉伯等色目人来管理中国，是为了搜刮财富，绝不是为了民族融合。蒙元不但屠杀了大批各族平民，而且造成了激烈民族矛盾。蒙元统治结束后，中原汉人已牙还牙，有不少屠杀各地胡人报复。这绝不是华夏文明的传统。而是蒙元残暴逼迫的。

　　蒙元政权的行为和英国人调印度人管理租界一样，如果蒙元算是民族融合。那没有屠杀多少中国人的英国帝国主要可要伟大得多了。在现代中国历史，每一件英国帝国主义的罪恶都详细描述，有时甚至夸大其词。可英国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连一次游牧民族不成功的抢劫都不到，更不用说让五-六千万中国民众死于非命的蒙元政权了。

　　民族融合本来只是不同的民族成员从相互不认同变成相互认同，从相互破坏斗争变成相互合作团结。蒙元政权不但没有使得中国各民族相互团结，反而更加相互仇恨。就象一个强盗一次抢劫得手，自明得意的认为以后只有杀人抢劫才能过好日子一样，从此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从羡慕华夏文明变成蔑视华夏文明，他们从此再没有把中国人民当成自己的同胞，而是当成自己的猎物，也从来没有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家园，而是当作自己的猎场、抢劫的对象，随时准备和任何外来势力合作，掠夺剥削和奴役汉族人民，甚至对汉族人民进行种族灭绝。外蒙独立的时候，对几十万非蒙族的汉满居民进行种族清洗，内蒙的王公勾结日寇进贡中国军队，就是以所谓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事迹鼓励自己的。把历史上种族灭绝行为编造成为民族融合，不仅仅是弥天大谎，而且为鼓励中国的败类日后外来势力屠杀欺压中国人民埋下祸根。

　　所谓的蒙元政权民族融合造成了两个恶果，其一是中国人民虽然仍是一个国家共同生存，但不尊敬彼此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社会也不再和睦。蒙元引发的伊斯兰教的传入使得回族和汉族充满矛盾，西北地区常因此有种族屠杀行为。这不是民族融合，而是民族解体的开始。今天的蒙元学家用谎言来加速这种解体。

　　蒙元学派经常举例某些投降蒙元、攻打南宋的将军后来成为蒙元政权贵族，来说明蒙元没有民族欺压，相反促进了民族融合。我很奇怪，汪精卫等无数汉奸在日本占领时期手段有待远远比蒙元的汉奸高，难道这就可以说明日本在中国没有杀人，而是为了促进民族交流和融合来了。这真的是蒙元学家逻辑思维方式，还是他们故意误导中国民众？

　　中国蒙元学派用促进民族团结的借口，公开地把种族灭绝奴役和压迫这些当作民族融和功劳，不仅仅不能促进中国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向心力，恰恰相反，他们在鼓励少数民族象蒙元政权那样为了自己的利益掠夺、欺压其他中国民族，鼓励少数民族的野心家勾结外来势力欺压中国人民，不断地向中国的少数民族暗示：中国人民的生命价值是不值钱的，是可以任意屠杀的，只有象蒙古帝国和满清那样屠杀中国人民，才能就会成为中国最被崇拜的英雄。

　　第六、中国蒙元史家竭力贬低了南宋军民抵抗蒙古入侵的伟大意义

　　中国蒙元史家的笔下，南宋军民的数十年抗战几乎不值一提，他们用类似”南宋还苟延残喘于东南地区”，把辛勤劳动、发明创造的汉族人民描述成不堪一击望风而降的小丑形象 [注18]。而仔细阅读历史，南宋恰恰是当时世界上抵抗蒙古蛮族入侵最悲壮也是最持久直到最后一息的文明社会蒙古军队扫荡欧洲国家不过需要2-3年就可得手，征服中亚阿拉伯地区不不过需要十年时间，可是征服华夏文明社会西夏和金朝却分别需要21年和22年，征服南宋花费了45年时间，综合了中国和亚欧的各种武器，利用了汉奸的配合才勉强得手。这正说明中国是当时最先进的文明社会。

　　因为南宋军民英勇抵抗，拖住了大批蒙古军队不能继续破坏波斯阿拉伯等其他文明地区。南宋军民在四川的顽强抵抗，杀死了蒙古帝国的罪魁祸首蒙哥，更是直降低到原始状态。西方历史学家广泛的意识到蒙古帝国停止对阿拉伯世界的摧残，使得阿拉伯保留了欧洲和西亚文明的精华，成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基础[见注6，第七章总结]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这正是英勇的中国人民奋起抵抗蒙古帝国的结果。这恐怕也是中国主流蒙元史家专家隐瞒和扭曲历史的结果(据网上学者愚人，在最近钓鱼台国际会议中，西方学者开始认识到四川军民顽强抵抗对世界文明发展的意义)

　　蒙元时代不是中国的黄金时期，恰恰相反，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世界上除了中国和蒙古，所以国家无不对蒙古的野蛮屠杀、抢劫和破坏鄙夷。前不久伊拉克的撒达姆、侯塞因希望伊拉克人恐惧被美国统治后果时，就用蒙古人在巴格达的大屠杀来比喻。而中国把这种野蛮人尊成身一样对待，是为什么文明被野蛮残破的历史被描述成相反，是中国当代蒙元史专家们的杰作吧？

　　第七、中国主流蒙元史家制造错觉，让民众误以为中国的统一和中国版图扩张需要游牧民族

　　中国的蒙元史家和某个民族的民族主义者总是不断重复地说，中国的统一和中国版图的扩张是元代统治者促进的。成吉思汗的专家巴拉吉尼玛教授和朱耀廷教授更是在对公众宣布[注29]：“现在中国版图的组成跟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有很大的关系，严格来说蒙古人把版图搬到中国的领土上来，这是蒙古人的贡献” 。在回答网友质问蒙古帝国大屠杀问题时，巴拉吉尼玛教授不以为然的回答说：“没有打仗哪里来的统一？”

　　蒙古帝国的屠杀真的给中国扩张了领土吗？没有，这是这些主流蒙元史专家有意或者无意给公众制造的错觉。蒙古帝国征服的土地可谓辽阔，东边征服朝鲜，西边残破了波兰、匈牙利、巴格达地区，长期占领了俄罗斯、中亚地区。然而，他们从来没有允许中国人民使用过这些土地。在他们所征服的地区被推翻后，俄罗斯、阿拉伯等当地民族也从来没有允许中国人民继承过这些土地，蒙古人更是从来没有帮助过中国人民继承他们说征服的领土。即使是他们自己的领土，他们也从来没有让任何中国其他民族的人民使用过。恰恰相反，蒙古帝国统治者极其继承者只要有机会，都对自己所占领地区的其他民族居民进行种族清洗。直到半个世纪多以前，外蒙勾结俄国分裂出中国后，就立刻对祖祖辈辈居住在那里的汉、满各族人民进行种族清洗，把他们赶尽杀绝。对于中国人民，他们没有一点同胞的关怀和同情。即使是现在，还有蒙古分裂分子还在打着恢复蒙古帝国的旗帜下，叫嚣“长城两边、一边一国” “蒙古是主、汉人是客” ，不允许汉民族使用中国内蒙古的土地资源，并且尽力找理由和机会对非蒙古族居民进行种族清洗。

　　中国版图的扩张，根本不是蒙古帝国(或者其他游牧民族)屠杀汉族和当地人民的功劳。有些蒙古帝国领土现在属於中国，但没有一个是蒙古帝国让中国人民继承的。他们有些是当地人民向往华夏文明，自动归顺。没有蒙古帝国的屠杀，他们的归顺只有更快。现在中国扩张的版图，也有些是后来国共两个政权用武力争夺来的。没有蒙古帝国过去的屠杀，中国一样用武力可以争夺。事实上，如果不是蒙古帝国在中国的大屠杀，如果中国尊敬古代华夏文明，并象过去那样尊敬不断创造财富，发展科技教育的群体，中国的统一只有更稳固，国土只有更辽阔，武力只有更强盛。而蒙元专家歌颂蒙古帝国的做法正好背道而驰的。蒙元史专家所谓“蒙古帝国促进中国统一、扩张中国领土”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有意培植中国少数民族象蒙古帝国那样再次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那么不仅仅中国不会有统一，民族不能和睦相处，而且中国人民还象蒙古帝国大量地区被种族灭绝。实际上中国主流蒙元史专家是无意或者有意地把中国引向巨大的灾难。

　　蒙古帝国的所谓业绩没有促进中国的统一，反而一直鼓励那些北方游牧民族的贵族损害中国的利益。在日本入侵中国期间，内蒙王公德王就认为这是恢复大蒙古帝国的机会。他勾结日寇进攻中国军队，屠杀中国人民，并且准备在内蒙地区对非蒙古居民进行种族清洗。这是促进中国统一吗？恰恰相反，蒙古帝国的所谓光辉业绩，一直在鼓励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吸中国人民财富的鲜血。也就是说，在破坏中国的统一和团结。而蒙元史专家制造所谓蒙古帝国促进中国统一的错觉，也必将在鼓励中国少数民族寄生虫意识，鼓励他们把破坏中国当获取尊敬和特权的手段，鼓励他们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中国主体人民的痛苦上。

　　国家如果要长期的统一，就要各民族相互关心爱护，要有对文明的向往和对辛勤劳动、发明创造的群体尊敬。现代美国并没有对少数民族有任何的特殊照顾。但是由于它的文明强大，世界上有无数国家百姓争先恐后地希望加入美国，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中国的华夏民族过去融入了那么多民族加入，一起和汉族人民把中国建设成为古代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正是因为一个发达文明的吸引力。

　　可是这些蒙元专家所做所为恰恰相反，他们歌颂的是屠杀中国人民的凶手，蔑视的是为文明发展做出贡献的群体，极端蔑视了上千万被屠杀人民的生命价值和尊严。他们所制造的谎言，使得蒙古民族更加蔑视他们过去的受害者，不但不能增强中国的向心力，反而鼓励他们继续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

　　第八、在中国主流蒙元史家扭曲历史基础上，中国书籍和国家刊物上开始出现了宣布汉族血统低劣、和学习蒙古帝国“农田变牧场” 等极端恶劣的种族主义言论

　　中国主流蒙元史专家扭曲历史、欺骗公众的做法，已经开始产生了恶劣的结果。最近，《狼图腾》一书出版，受到包括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赵忠祥、白岩松等著名人士的捧场支持，而且成为北京最大的书店最流行的畅销书。然而在这种中国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书籍中，作者主张的居然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作者认为汉民族血统是劣等羊性血统，游牧民族才是高贵的狼性血统，他们把中国历史上任何有成绩的皇帝，都说成是因为有高等游牧民族血统混血的结果。作者宣称：“一旦华夏民族在农耕环境中软弱下去，严厉又慈爱的腾格里天父，就会派狼性的游牧民族冲进中原，给羊性化的农耕民族输血，一次一次地灌输强悍进取的狼性血液，让华夏族一次一次地重新振奋起来。” “中华文明道路是世界上最大的强悍草原，和世界上最大的软弱农田上产生出来的奇特之路。”[ 注25]

　　《狼图腾》作者的观点并不稀奇，因为本人早已在主张“长城两边、一边一国” 、“蒙古是主、汉人是客” 等蒙古分裂分子在内部鼓励他们民族成员蔑视汉族人民的宣传中，见到过极为相似的说法。这些宣传者都忘了提到，那些所谓“高贵的狼性血统”的民族离开所谓低劣“羊性血统” 汉族人民提高物质财富的时候是多么一贫如洗。如今外蒙地区沦为国际乞丐，靠着向中国和世界其他国际讨饭才能维持温饱。种族主义者是从来不考虑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他们总以为，把其他民族说的懦弱无能，就能激励本民族帮助自己掠夺、欺压其他民族，取得成吉思汗那样的成绩，做一个吸其他民族鲜血，的寄生虫。

　　稀奇的是，这些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言论，居然在中国有那么大市场，那就不能说和中国蒙元史学家扭曲历史、对公众隐瞒真相没有关系了。这个作者鼓吹的所谓的“游牧民族输血” ，意味着中国大量地区90%以上人口的种族灭绝，仅仅几十年就有6千万中国人民和2亿世界人民的丧生，不知道多少妇女被强奸、儿童被冻死、饿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当《狼图腾》作者说“中国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输血和混血，对农耕民族来说是一件痛苦和残酷的事情，但却又是对“中国病”的绝对必要的抢救性治疗。”[ 注25 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1)] 一旦实现，有多少人知道这种灾祸要降临到他们自己？而这种主张居然被中国大量名人支持。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也是蒙元史专家长期欺骗中国公众严重恶果的开始。

　　如果不上蒙元专家扭曲隐瞒历史，公众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蒙古帝国所谓的“农田变牧场” ，意味着大批人民被屠杀、灭绝、或者清洗。在中国国家支持的学术研究和刊物中，居然也开始出现了“学习元代保护环境、把农田变牧场的先进经验” 的主张。在浙江大学徐超先生所作的《游牧文明与中国北方的生态》一文中，作者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宣称北方生态破坏的原因是“中原文明为了抵御游牧文明的侵袭而采取的移民塞边和屯田制的措施。”( 实际上，生态破坏是因为北方游牧民族过渡放牧和浪费土地资源，因篇幅所限，本人另有专文论述[注26]) 。作者用蒙古帝国屠杀汉人居民后牲口数量增强的现象，来说明北方生态环境被改善了。这样把牲口的生命放在高于人类生命之上的价值观，可以说代表了中国某些蒙元史专家丝毫没有人性的典型现象。

　　作者宣称“。。。。应该承认，北方边境如此严酷的生态环境并不是古即有之，也不是战争使然，而是农耕文明静态的生产方式对游牧文明动态的生产方式的挤压所造成的。” , 又说“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蒙哥于1251年登上蒙古大汗宝座时，在发布的登基诏书中说：“要让有羽毛的或四条腿的，水里游的或草原上生活的各种禽兽免受猎人的箭和套锁的威胁，自由自在地飞翔或遨游；要让大地不为桩子和马蹄的敲打所骚扰，流水不为肮脏不洁之物所玷污。” 这样的言辞，中原农耕文明中，哪一个帝王能够说得出来？”

　　作者以上言论不仅仅是对汉民族赤裸裸地种族歧视，而且等於是在宣布，中国为了解决生态问题，应该象蒙哥所率领的蒙古帝国那样用屠杀人民、减少人口用牲口代替的做法。蒙哥在蒙古大汗中，是以屠杀中国人民而闻名的。宋末元初，四川人口从1300万以上被屠杀到不到80万[注8] ，正是蒙哥企图屠杀人民用牲口代替的直接结果。中国的蒙元专家长期以来一直在歌颂“元代统一中国的伟大贡献” ，使得中国人民没有机会知道，这些利用中国刊物赞扬蒙古帝国，帮助“蒙古是主、汉人是客” 的蒙古民族主义分子，到底想干什么，如果他们得逞，到底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笔者并不认为，这些蒙古民族主义分子真的能够象蒙古帝国那样，造成6千万以上人口的死亡。毕竟在他们实现“农田变牧场” 造成的受害者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就会被政府制止。但是，中国的蒙元学家长期歌颂“元代伟大贡献” ，一定会强烈地促进了中国对汉民族的严重歧视，并且在民族混杂地区制造大量的受害人。当某个地区进行小规模的“农田变牧场” 造成无家可归的农民的时候，就会有人利用主流蒙元专家“元代伟大贡献” 的谎言，把这说成是“但却又是对“中国病”的绝对必要的抢救性治疗”[ 注25] ，为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文明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延误制止这种罪行的时间，看看这些出现在书籍和国家学术刊物上的猖狂的种族主义言论，就应该知道所言不虚。蒙元史家的论调，很可能造成小规模地无辜的受害者，而且不被即使制止，等於是一个不知道要让多少无辜百姓丧生的杀人武器。

　　事实上，已经开始有虽然零星但是越来多的消息，在中国民族混杂地区出现了司法不平等。某些少数民族可以身带武器在市场欺行霸市，行凶捅刀子而不受被判刑。即使杀害了汉族居民，也不受死刑惩罚，甚至根本不追究。而汉族居民自卫抵抗则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为什么这种现象不能得到即使纠正，恐怕和中国蒙元史专家鼓吹所谓元代屠杀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迷惑了民众和领导的是非判断能力，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中国蒙元史专家用政治迫害的方法威胁、恐吓，阻止不同的学术观点。

　　那么，中国的蒙元史家如何面对中外如此之多的史料，和反对观点？根据我们现在查到的资料得知，他们采用的不是学术辩论，而是巧妙的利用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式，对不同学术观点的人进行政治威胁和迫害，以强迫不同意见住口。他们把中国持不同意见的人扣上“大汉族主义” 的帽子，并且把大汉族主义和各种危险的政治身份联系起来把他们说成是。比如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先锋，帝国主义走狗，苏修侵略中国野心的帮凶，四人帮同党等等。这意味着在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式下，和他们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不仅仅没有学术和生活前途，不可能在学术界提职称，甚至可能被关入监狱。

　　韩儒林在其文章中就多次把持不同意见者批判成为别样用心的“大汉族主义者” ，他说“有些大汉族主义历史家心中横着少数民族做中国皇帝的时代必为黑暗时代的偏见，抓住一些符合自己需要的史料，加以夸张和普及，就把那个时代渲染成了人间地狱。”[ 见注1] ，而且把伊斯兰国家关于蒙古种族灭绝罪行的记录说成是“回教地主知识分子” 、“回教历史家诅咒” ，这样不同学术观点就会被描述成为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代理人，在当时是面临批判坐牢的危险的。

　　中国近代蒙元学家还对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采用了诬陷和诽谤的手法。学者对蒙元政权持否定态度的本来清楚，就会因为蒙古帝国种族灭绝罪行，对其他民族财产的疯狂掠夺，对妇女抢劫和对儿童的杀戳和奴役都是有史以来最为恶劣的。可是这些蒙元专家避口不谈这些充分的根据，而是把对手描写成血统论的种族主义者，说他们““元朝的皇帝是蒙古人。当中原的皇帝宝座上坐一个少数民族皇帝时，有些人就不加调查研究，一口咬定说这是黑暗的时代”[ 注22]。这是在误导公众认为否定蒙古帝国的观点都是因为种族血统主义而不是屠杀掠夺罪行。事实上，这些蒙元学家因为蒙古帝国不是汉民族，所以才一定要歌颂他们的罪行，好像具有非汉族血统就高人一等，就有屠杀汉族人民的权力，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因为血统持有偏见的种族主义者。

　　韩儒林还说过：“有些大汉族主义历史家心中横着少数民族做中国皇帝的时代必为黑暗时代的偏见，抓住一些符合自己需要的史料，加以夸张和普及，就把那个时代渲染成了人间地狱。”[ 原文见注1] 。那么他证实蒙元时代不是人间地狱的根据是什么呢，竟然是元代在蒙古地区和汉人地区都存在极大贫富差距。他说：“例如有人受用“负极江南，富称塞北”两句话来描写元代的社会，难道“每一年有收二三十万石租子的、占着二三千户佃户”的江南大地主也是“穷”列“极”点7霞儿卖女的蒙古人，也是“富”得堪“称”么?” 。在他眼里，汉人都是应该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某个汉人地主没有这样，就算是蒙古帝国统治者开恩了。连蒙古奴隶过着悲惨的生活，都被这位蒙元学权威说成民族平等，作为禁止批判蒙古帝国罪行的根据。实际上，蒙古帝国统治者和这位蒙元史专家一样，都是种族主义者，他们部下的奴隶都是在其他民族地区掠夺来的平民。蒙古统治者对於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奴隶残酷压迫，还用法律规定强奸他们的妻子受到保护。这种历史上罕见的压迫，竟然在这位蒙元学权威眼里成了汉人蒙古人同等对待的证据。

　　在中国“四人邦” 倒台后，这些历史学家又立刻宣布“四人帮” 是“大汉族主义者” [注19]。他们找到“四人帮” 关于历史问题的言论(比如匈奴对汉族人民破坏这样已经达成共识的结论) ，牵强附会地说“四人帮” “丑化诬蔑我国的少数民族，妄图破坏民族团结．搞乱少数民族地区。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他们给四人帮捏造的罪名，恰恰是和他们所持的不同学术意见。这样任何揭露他们谎言的人，都有被当成“四人帮” 的死党的风险，在当时意味着面临劳动改造的后果。这些蒙元专家的做法既不是真的痛恨四人帮罪行，也不是关心少数民族不受迫害。他们要做的不过是用政治暴力受到压制不同意见。

　　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的蒙元史专家还把对蒙古屠杀持否定态度的人和苏修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用所谓“苏修版图集团的御用史学家，为了替新沙皇侵占我国领土和发话制造舆论， 大肆贬低和丑化元朝历史，拼命宣扬战争的残暴和恐怖” 作为理由[注20]，把揭露蒙古种族灭绝罪行的人推到苏修集团的立场中去。使得反对者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这些蒙元专家用政治手段威胁不同意见的做法，他们用暴力消灭了学术讨论的空间。使得他们编造的谎言成为唯一可以让公众接触的信息。

　　我想特别指出的是，上述用政治手段威胁的不同学术观点的人，是中国“元史纲要编写组” 的主要成员，也是中国蒙元史的权威。他们用政治手段压制了不同意见，不仅使得中国民众完全失去了从教课书上了解代历史真相的，也使得中国的历史学家不能在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中研究历史真相和发表不同意见，因为这面临这手段严重的政治迫害风险。中国历史学家即使有勇气关于蒙元罪行的描述，不能发表在主流刊物上，而且在揭露事实的同时毫无根据地说几句“元代统一促进历史进步” 的谎话，以免早点学术压制。比如最近一篇研究元代妇女悲惨境界的文章，只能发表在影响力极为有限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上[注20]

　　中国蒙元史家扭曲历史对中华民族的危害

　　这些主流中国史家扭曲历史的作为将对中华民族产生深远的危害。他们把屠杀和种族灭绝的行为与国家统一、民族融合混为一谈，混淆中国人民道德、是非观念，使民众丧失华夏文明中德恻隐、仁爱之心，对自己的死难同胞不痛心、不同情，对无辜被杀害的人民麻木不仁。他们诱使民众不尊敬辛勤劳动、发明创造、对中国文明发展做出贡献的群体，不知道这是支持中华文明发展的支柱，而是追求模仿好吃懒做、不劳而获，以为靠相互暴力掠夺同胞的劳动成果就可以成为英雄。

　　这样做的结果最终导致中国人民不知道国家统一、民族融合需要相互关心、爱护，误以为战争和压迫才是国家统一的法宝，这样的结果必将导致整个中华民族就凝聚力迅速丧失。把中国带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心理状态。 当这些蒙元专家，把蒙元政权的种族灭绝行为吹捧为所谓的促进民族融化时，隐瞒了这种所谓的融合破坏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样一个事实。让人造成的错觉是屠杀有功，培养了很多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的蔑视感、和对自己祖先杀人、抢劫的优越感。当下一次中国再有外来民族侵入时，这种缺乏凝聚力的毒瘤必将恶性扩散，一定会有人(尤其是非汉族)在勾结外来民族屠杀、欺压中国民众时，不但没有羞耻感，反而为这是在促进新的民族融合引以自豪。这是在为侵害中国人民利益甚至屠杀中国人民的汉奸做心理培训。

　　这些蒙元史家扭曲历史的做法现在还被某些民族别有用心的精英充分利用。在抗日战争期间，内蒙王公德王勾结日寇进攻中国军队、成立伪政府的时候，就是用所谓成吉思汗种族灭绝的“光辉业绩”来鼓励其族青年建立成吉思汗帝国，脱离并再次欺压中国。外蒙贵族在清末民初勾结俄国分裂中国领土时，也用所谓成吉思汗业绩来迷惑其民众，造成了十多万非汉族在外蒙被种族清洗。所谓成吉思汗的光辉业绩，是把民族间的利益完全分开，把某些民族的利益建立在其它民族痛苦上的邪恶行为。蒙元史专家吹捧这些行为，实际上是鼓励这些民族继续侵害其它民族利益。在内蒙的某些蒙古族精英，现在就发出所谓的“蒙古是主、汉人是客”，为内蒙驱逐汉、回、满等各族人民的种族清洗做准备。这些分裂分子(大多数都是黄金家族的成员)表明维护国家统一，给政府施加压力，一方面要求所有中国人民都崇拜成吉思汗。一方面暗中培养本民族蔑视其它民族生存权力。他们就充分利用中国蒙元专家扭曲的历史作为武器，把自己恢复黄金家族统治的意识形态，巧妙地混入蒙元专家扭曲的历史中。甚至用国家的资金来为黄金家族写家谱，为以后趁火打劫做准备。他们以蒙元史专家的结论做大棒，气势汹汹地把一切不符合他们黄金家族利益的史观，说成是大汉族主义，动辄加以严厉地打击。可以预料，蒙元专家扭曲历史的做法给中国再次发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中国主流蒙元史专家使得广大民众误以为蒙元灭宋是历史的进步，是中国历史上普通的改朝换代，而不知道野蛮战胜了文明，游牧民族的疯狂屠杀掠夺摧毁了华夏文明的精华，他们利用民众对历史知识普遍缺乏，掩盖了蒙元政权成至少五千万中国人丧生的事实把屠杀和种族灭绝被粉饰成了民族融合和进步，使民众认识不到蒙元统治者凶残的本质，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改朝换代。使得人民无从了解为什么从蒙元以后中国文明发展陷于停顿，完全失去了以史为鉴的机会，丢弃了中国古人在文明发展中无数此探索的经验教训，让今天的中国在一个很低的起点上，象没有任何文化根底的国家一样从新摸索，再次去体验古人早已知道避免的教训，让我们的后代尝受没有先人经验的痛苦。

　　蒙元学家这样扭曲历史，让广大中国人民迷失了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使广大民众误以为屠杀和种族灭绝是促进历史发展的，让他们蔑视辛勤劳动和发明创造。文明的水平和科学技术发展必须建立在长期和平环境中多学科小的发明创造、积累成综合的大发明创造。这种积累需要前人的努力能够被后人继承，使得后人在更高的水平上发展。这需要一个秩序的社会和保障社会能够分工合作、减少内斗、内耗的人文环境。中国古代正是有了儒家思想才帮助建造了这样一个人文环境。而中国蒙元史专家扭曲历史，把蒙古空前绝后的种族灭绝和一般历史上的战乱混为一谈，隐瞒了蒙元统治后中国的人文环境的被严重破坏，成为中国发展缓慢停滞的根本原因。这样中国人民完全失去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机会，不知道文明飞速发展需要象儒家文明中的瘾侧、同情，作为社会和睦的必要条件。让民众误以为欺软怕硬、弱肉强食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把蒙元摧残中国文化的危害发扬光大，造成社会内斗、内耗不止，造成现代中国文化中的团队精神成为世界上最差的之一。造成中国人民习惯于蔑视同胞的利益，难以进行互惠互利的合作。误导中国青年以为只要有所谓成吉思汗式的“雄心壮志”“自信”“果断”，敢於杀人，就可以当世界的主宰。这在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水平决定国家实力的今天，在以科技为基础的武器发展越来越决定战争胜负的今天，这种思潮将对中国前途产生极大的危害。

　　为什么中国的主流蒙元史专家采取这种危害中国的做法。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是有意为之，而更可能是迫于压力或者奉命行事。但是这些历史学家显然对自己的专业道德和危害丝毫没有责任感。韩儒林曾经在一篇自述中说，他在解放后被迫改变了原来研究蒙元史的方法，采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历史观”看问题。本人目前没有发现马克思的任何著作支持这种篡改历史的方法。也没有发现他们对扭曲、篡改历史如何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解释。他们的确引用马克思主义所谓生产力发展是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可是蒙古帝国促进生产力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制造这种谎言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无非是一个可以打人的武器和借口，把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一律打击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 ，这在中国政治上不宽松的年代，是可以把对手至於死地的借口。

　　那么是什么原因和过程、或者说那些人迫使这些历史专家放弃自己的职业道德去扭曲历史？以本人局外人的身份，无法调查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压力直接、或间接来源于那些成吉思汗种族灭绝受益者的后代。对成吉思汗罪行的吹捧，有利于他们对本民族普通民众的控制，增加分裂倾向，而分裂倾向也有他们利於欺骗政府崇拜成吉思汗可以防止国家分裂。当内蒙地区有分裂的危险时，他们可以扮演一个维护中国统一的角色而占据重要领导位置。同时更有权力和机会利用国家资源向其民族灌输蔑视其它民族利益的意识形态。这些黄金家族精英虽然表面上说赞扬成吉思汗是为了国家统一，但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把蒙古族和中国其它民族分开。他们在说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甚至和台独、外蒙相勾结，准备进一步篡改历史，把匈奴说成是蒙古祖先，把内蒙说成是自古以来蒙古族的固有领土，为驱赶其它非蒙民族的种族清洗做舆论准备。这在最近某个蒙古精英的一系列文章中有充分的表现。具体内容超出了本文议论范围。本文所论述的，是蒙元专家如何扭曲历史，和它潜在的和已经发生的巨大危害。考虑如何阻止和减轻这种危害，是每一个热爱中国人民的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

　　注释和参考文献

　　[1] 韩儒林《论成吉思汗》见《成吉思汗研究文集1949-1990》 和《历史研究》： 1962-3月第1期

　　[2] 徐超 《浙江大学》《游牧文明与中国北方的生态》(网络版可见)

　　http://www.hanzu.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80

　　[3] Ata-Malik Juvaini, et al

　　《Genghis Kha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June 19, 1997)

　　[4] 勒内格鲁塞 《草原帝国》蓝琪/译 项英杰/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5] Ibn al-athir 原著译自 Edward G. Browne, 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2), Vol. II, pp. 427-431.

　　[6] Sauders <J.J. 《History of the Mongol Conquest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1

　　[7] 数字引自尚铖主编《中国历史纲要》1955年1月版第273页。

　　[8]愚人 《南宋末四川军民对蒙古的抵抗及其意义 》2003，文章尚未在印刷媒体发表，但是按照学术论文格式，引用大量可以查证的原始资料。网络版可见http://www.hanzu.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72

　　[9] 根据 韩音湖等编纂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 （第一辑）， 满清在文字狱时代曾经对有关蒙古的各种记录做过系统的销毁和篡改，以掩饰蒙古屠杀和掠夺的罪行。今天在中国古籍中有关蒙古屠杀的资料大多数都残留散落在非官方编纂的史书中。下面是笔者收集的部分关于蒙古帝国种族灭绝的记录。

　　《静修文集》卷一七《孙善墓志》。

　　“河朔大乱几二十余年，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其存者，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九乙集

　　贞佑元年即，崇庆三年至宁元年也，十一月至二年春正月，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北墟矣。

　　宋阳枋，《字溪集。上宣谕余谯隐（余□）书》（四库全书珍本））：“蜀自辛卯以来，士夫军民死于兵者不知几百千万。远者未暇论，姑自近者言之。辛丑西州之祸，殆不忍言。汉嘉之屯，阵亡者众。江阳失险，泸、叙以往，穷幽极远，搜杀不遗。僵尸满野，良为寒心。”

　　《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六十三》载：“绍定四年（1231 AD）八月，蒙古拖雷分骑兵三万人入大散关，攻破凤州，径过华阳，屠洋州，攻武休，开生山，截焦崖，出武休东南，遂围兴元府，民散走死于沙窝者数十万。”。

　　《元史。李忽南吉传》：“三年（1266 AD），宋军陷大梁平山寨(今重庆梁平)，平章赛典赤令忽兰吉领兵千余骑，掠其境，先以六百人觇之，闻寨中拥老携幼西去，追击之，斩首三百级。”

　　这段文字记载有蒙军不分老幼的屠杀。

　　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名臣奏议。卷一百》）“迨至去冬（嘉熙三年）其祸甚惨。毁潼、遂。残梁、合。来道怀安，归击广安，而东川震矣。屠成都，焚眉州，蹂践邛、蜀、彭、汉、简、池、永康，而西州之人，十丧七、八矣。毒重庆，下涪陵，扫荡忠、万、云安、梁山、开、达，而夔峡之郡县仅存四、五矣。又虏所不到之地，悉遭讧溃之扰，民假为溃，溃假为鞑，而真鞑之兵往往借我军之衣装旗号，愚民耳目而卒屠之，盖虽荒郊绝岛之间，无一不被燎原沸鼎之毒也。”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眉州史氏程夫人墓志铭》（《四部丛刊》）：“眉州青神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会国朝（元朝）以金始亡，将并力于宋。连兵于蜀，蜀人受祸惨甚，死伤迨尽，千百不存一二，谋出峡逃生。”

　　明杨慎《全蜀艺文志》辑明赵枋（左木水旁代）《史母程氏传》：“呜呼！余尝得《三卯录》读之，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莫（暮），疑不死，复刺之。（示旁，以下同）异孙尸积于下，暮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异孙口，夜半始苏，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后出蜀为枢密使。尝坦视人，未尝不泣下。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

　　[10]江晓原《元代华夏与伊斯兰天文学接触之若干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6期)

　　[11]牟复礼(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剑桥中国史 --辽西夏金元史(异族王朝和边疆国家)》第9章 费正清主编，由于本书几乎没有关于蒙古帝国种族灭绝的描写(这种记录在国外有关的历史书籍中广泛地存在)，而且故意对中国人口下降50%事实迷惑不解，笔者怀疑，《剑桥中国史》可能是故意而不是无意地参与了对待中国公众的欺骗行为。本文中关于扭曲蒙元历史的描述在书中同样存在，不过荒谬程度低于中国蒙元史专家，也没有用政治威胁的手段对待不同学术观点。

　　[12] 周良宵 ：《忽必烈》，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13] 黄仁宇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国大历史》两书中有关蒙元部分对历史进行了彻底的歪曲，颠倒了黑白，完全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鉴于黄本人并非蒙元史专家，笔者怀疑他是受到费正清学派和中国蒙元史专家的误导。

　　[14] 事见《蒙古秘史》第二章载， 铁木真为了抢一条鱼，杀死了他的弟弟。类似事例在其他有关游牧民族记载中也经常见到。

　　[15] 据《蒙古秘史》第二章载，铁木真的父亲死后，其母亲因为部落不分给他家弱小肉吃而与部落首领发生争吵，结果部落将其孤儿寡母丢弃而去。

　　[16] 《元史ܦ本纪第一》铁木真祖先莫拿伦夫人看到幼儿挖草根充饥，就驱赶马车将小孩轧死，造成两个部落相互仇杀。死者众多。

　　[17]据《蒙古秘史》第四章，当蒙古部落和塔塔尔部落民仇杀之后，铁木真下令，把男子和车轮高度做对比，高于车轮的一律杀掉。女子分给部下强奸并作为性奴隶，死后还作为陪葬。这种类似类似于种族灭绝的习俗在其他民族关于蒙古军队的记载中也能看到，在匈牙利，蒙古人甚至把强奸后的妇女也给杀死。

　　游牧民族种族灭绝和奴役其他民族作为奴隶的行为并非只限于蒙古帝国，这个习俗甚至延续到满清政权。满清政权曾大批掠夺汉族、朝鲜族百姓称为奴隶。并在多个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扬州大屠杀和在准葛尔的种族灭绝。

　　和蒙古同源的突厥在亚欧各地也经常有大规模的种族灭绝记录。希腊历史资料就有土耳其多次对希腊民族种族灭绝的记载。最近一次土耳其的种族灭绝行为发生在1914年在其领土上屠杀了140万亚美尼亚人。

　　[18]王钟翰主编 《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

　　[19] 树森 、荣胜 《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 第一期1977年出版

　　[20]元史纲要编写组 《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 第一期 1977年出版

　　[21]徐适瑞 《元代平民妇女婚姻生活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9卷第2期

　　[22] 韩儒林 《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1982 年11月第一版

　　[23]搜狐网站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教授朱耀廷、内蒙古自治区国际公关协会的副会长、内蒙古大学教授巴拉吉尼玛先生联合主持：

　　学者搜狐聊天实录：千年风云第一人--成吉思汗http://news.sohu.com/29/29/news210372929.shtml

　　[24] 蒙古征服中亚药杀河流域的喀拉汗国和花剌子模国仅用了两年时间（1218-1220），征服波斯和幼发拉底河以北地区，建伊尔汗国用了8年时间（1251-1259），征服俄罗斯，建金帐汗国用了15年时间（1220-1235），征服基辅诸公国并使之纳贡用了5年时间（1235-1240）。1241年，蒙古铁骑在东欧推进到维斯瓦河与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在中亚向叙利亚推进，直到1260年在大马士革附近被埃及马木路克卫队所挫败。以上统计数字引自[注释8]

　　[25] 姜戎《狼图腾》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

　　[26] 赵丰年《谁是杀尘暴的罪魁祸首》 2005

泽林

再说说－和珅

注意后边的话，嘉庆 也是要史官重新编写，从这句话 完全可以证明，历史是由政治决定的

油头滑脑、不学无术的大贪官和珅的形象家喻户晓。和珅在历史上确实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乾隆年间，他做到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权力仅在乾隆之下。那么，历史上的和珅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身世回顾

　　《和珅列传》是嘉庆年间整理的原始档案，详细记录了和珅的身世和他的经历。

　　和珅(1750-1799)，字致斋，原名善保，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他生于乾隆十五年，父亲名常保，曾任福建副都统。他祖上是今辽宁清原县人，清初随清帝入关，住在北京西直门内驴肉胡同。

　　和珅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武官家庭，但他与弟弟和琳从小都受到较好的教育，十来岁时被选入咸安宫官学，接受儒学经典和满、汉、蒙古文字教育。和珅天资聪颖，勤奋努力，成绩突出，因而得到老师吴省兰等人的器重。

　　乾隆三十四年，20岁的和珅继承祖上三等轻车都尉的爵位。第二年，参加顺天府科举乡试，没有考中举人。不过，没有功名的和珅，后来却因颇有才学主管了许多文化、教育事业。

　　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23岁的和坤被任命为三等侍卫(正五品)，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仕途转折

　　皇帝的侍卫很多，但为什么和珅会得到乾隆的赏识？

　　《庸庵笔记》记载：某日乾隆要外出，仓促中找不到仪仗用的黄盖，乾隆责问：“这是谁的过错？”众侍卫都吓得不敢出声，只有和珅应声说道：“执掌此事的难辞其咎！”乾隆马上将他升了职。

　　另一说法是，某日乾隆在轿中背诵《论语》，忘了下文，和珅顺口背了出来，乾隆很是欢喜。总之，年轻的和珅英俊潇洒，又颇有才学，可能在某一偶然的机遇中引起了乾隆的注意，从此时来运转，飞黄腾达。

　　乾隆四十年闰十月，26岁的和珅被提升为乾清门侍卫，十一月再升为御前侍卫，并授正蓝旗副都统。四十一年正月，授户部左侍郎，三月授军机大臣，四月，授总管内务府大臣……

　　短短半年，和珅从一名普通的侍卫，进入清王朝权力的最高层，成为乾隆皇帝的亲信宠臣。

　　云南查案

　　《和珅列传》中记载，乾隆四十五年正月(1780年)，31岁的和珅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与刑部侍郎喀宁阿一起远赴云南，查办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

　　和珅一到云南，首先拘审李侍尧的管家，取得实据，迫使精明干练的李侍尧不得不低头认罪。和珅从接受这个任务，到乾隆下御旨处治李侍尧，前后只用了两个多月。

　　随后，和珅又向皇帝报告说，云南的行政管理混乱，许多州县都出现亏空，需要彻底清理整顿，这一报告立即得到乾隆的赞许。

　　当年五月和珅回京以后，又进一步向皇上表述想整顿云南的盐务、钱法和边防事务的具体意见，都得到乾隆的肯定。

　　云南的案子和珅办得很出色，确实表现了他的才华，所以和珅在回京的途中，就被提升为户部尚书。

　　结亲皇家

　　时隔一个月，乾隆给和珅6岁的儿子赐名丰绅殷德，又将自己最宠爱的小女儿和孝公主许配给丰绅殷德，两人于乾隆五十四年结婚。

　　这门亲事，既给和珅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又使和珅在政治上得到了不可估量的好处。和珅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即使做错了什么事，也不会受到处分。

　　乾隆四十六年，甘肃苏四十三造反，和珅受命与大学士阿桂一起督军镇压。前方将帅本来快要取胜，但和珅先到一步就瞎指挥，竟然转胜为败，致使总兵图钦保被打死。

　　乾隆知道情况后，命令和珅马上回京。和珅回京后，不但没有受到处分，反而兼任了兵部尚书。

　　据史料记载，和珅从继承三等轻车都尉，直至他获罪前后的29年中，重要的封官就有47次之多。

　　乾隆四十一年，27岁的和珅被授予军机大臣。3年后，领班军机大臣于敏中去世，英武殿大学士阿桂担任领班军机大臣。当年在军机处任职的还有大学士王杰、尚书董诰和福长安。阿桂、王杰、董诰都讨厌和珅，结果就出现了五位大臣每天不在一起办公的奇特现象。

　　为此，御史钱沣专门上了一道奏折，请皇上下令恢复军机大臣在一起办公的规定，这一奏折矛头指向和珅，乾隆承认奏折所反映的情况是对的，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乾隆知道阿桂与和珅不和，常常让阿桂在外领兵或查阅工程、办理案件，军机处的实权自然就落在和珅的手中。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时，就曾听说“许多中国人私下称和珅为二皇帝”。

　　多才多艺

　　和珅究竟是凭借什么功夫，讨得乾隆皇帝如此欢心呢？

　　和珅并非后人传说的那样不学无术。相反，他还是很有才干的。据《和珅列传》记载，和珅的记忆力惊人、聪明决断、办事利索、多才多艺。乾隆在《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中特别提到和珅精通满、汉、蒙古、西藏四种文字。

　　和珅另一手腕就是投其所好。乾隆一生喜爱做诗、书法，和珅为了迎合乾隆，在这些方面下了不少工夫，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乾隆的书法很见功力，和珅的字酷似乾隆，可能是他刻意摹仿的，乾隆后期的有些诗匾干脆交由和珅代笔。挂在北京故宫崇敬殿的御制诗匾，据考证就是由和珅代笔。

　　 弄钱好手

　　乾隆在晚年时仗着国家繁荣昌盛，生活奢华，大兴土木。他六次南巡，沿途建造了三十个行宫；他在圆明园和避暑山庄，仿造江南风景；建造娱乐场所；80岁时举行万寿大典。这些都需要大量的银子，当时国库已枯竭，银子从哪里来？

　　在这种情况下，乾隆非常需要像和珅这样的人，因为和珅是一个弄钱好手。他在不大动用国库的情况下，就想方设法满足乾隆的需要。

　　皇帝八十大寿，和珅命外省三品以上大员都要进献，在京各部长官要捐出工资，淮南淮北的盐商要捐银四百万两。

　　和珅还创立了议罪银制度，就是让有过失的官员交罚款代替处分，少则数千两银子，多则数万两、数十万两。这种议罪银直接交到内务府，入了皇帝的私人腰包。许多督抚大员都受到过这种敲诈，而他们对付的办法就是把损失层层摊派下去，最后加倍落到了老百姓头上。

　　大肆搜刮

　　努尔哈赤后人昭梿在《啸亭杂录》中说，和珅多方搜刮勒索，使得原来入不敷出的内务府，没用几年的时间就扭亏为盈。乾隆的腰包被塞得鼓鼓的，能够随意享乐，当然高兴，对和珅也就更加依赖了。

　　和珅不仅在崇文门税关勒索商人和官员士子，而且通过各种方法搜刮大量银两与珍宝。和珅在填满皇帝腰包的同时，也在毫不含糊地往自己怀里装银子。凡是外省进贡皇上的礼物，都要经过和珅这一关，有时交一二件给皇上，其余都落在和珅的手里。这些珠宝分别藏在许多地方，在当年和珅的住宅，有一部分珠宝就藏在特制的夹墙里。

　　这种事情，打着效忠皇上的旗号，自然不容易被人发现，就是发现了，谁又敢说三道四呢？

　　看来，和珅是认准了这样一条：只要讨得皇帝欢心，其他什么都好办，哪怕是犯了什么过失或是顺便也给自己搂钱，皇帝也不会在意。那么，和珅既然已经把乾隆皇帝伺候得到了离不开他的程度，又怎么会丢了性命呢？

　　和珅之所以能够成为乾隆的宠臣，权倾朝野，不仅因为他给乾隆搞到了不少银子，更因为他在官场玩弄权术也十分高明。不过，聪明反被聪明误，所有这些，最终都未能挽救他的性命。

　　培植势力

　　和珅一方面依靠乾隆掌握朝中大权，同时利用权术拉帮结派，培植亲信，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

　　和珅拉拢亲信军机大臣福长安，福是乾隆孝贤皇后亲侄子，其父傅恒和哥哥福康安都曾任军机大臣等高官。此外，山东巡抚伊江阿，和珅的老师吴省钦、吴省兰等，都成了和珅的亲信。他的弟弟和琳，更是几年之内就从一个内阁言官升为四川总督。

　　和珅对那些正直大臣，则不择手段地排挤打击。大学士松筠对和珅不屈服，被发配到边远地区任职。领班军机大臣阿桂德高望重，和珅总想扳倒他。军机大臣王杰、董诰也是和珅压制的对象。

　　和珅对付同僚的手段非常高明，讨好皇上更是与众不同。从当时朝鲜《李朝实录》中可以看到来华朝鲜使臣的描述：和珅虽贵为大学士、军机大臣，每当皇帝吐痰时，他就马上端个盆子去接。

　　参劾权臣

　　由于和珅的种种恶行，总有人想弹劾他。当然，那并不是传说中的刘墉，实际上刘墉比较圆滑，不敢仗义执言，反而是一些级别不高的官员敢于碰硬。

　　乾隆五十一年《夏季档》记载：御史曹锡宝本想参劾和珅的家人刘全，从中打开缺口。但他做事不慎，将奏稿拿给同乡吴省钦过目。吴省钦连夜向和珅告密，曹锡宝因此事被革职留用。

　　曹锡宝等人没有搬动和珅，反而使和珅有所警惕，他决定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以绝后患。他规定：以后所有送给皇上的奏章，都必须同时送一份副本给军机处，这样谁去皇帝那儿告他的状就不容易了。他还规定，御史位置空出时，只能用60岁以上的老臣担任。和珅用权力几乎把所有通向皇帝的渠道都堵死了，这样他以为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嘉庆继位

　　嘉庆元年，乾隆把皇位传给第十五子嘉亲王颙琰，自己当起太上皇。但遇上国家大事和重要人事任免，他都要亲自过问。

　　形势发生变化，和珅不得不采取措施防备嘉庆。他一面极力讨好嘉庆，又竭尽全力限制嘉庆培植自己的亲信。嘉庆即位时，他的老师朱珪时任广东巡抚，上了一封表示庆贺的奏章，和珅就跑到乾隆面前告了朱珪一状，不过乾隆未予理睬。

　　嘉庆元年八月，乾隆准备召朱珪回京，升任大学士。嘉庆向老师表示祝贺，和珅又向乾隆告状，说嘉庆笼络人心。这次乾隆生气了，幸亏军机大臣董诰劝谏，乾隆才作罢。但不久，和珅还是鼓动乾隆将朱珪从两广总督降为安徽巡抚。

　　和珅还将吴省兰派到嘉庆身边，监视嘉庆的言行。

　　嘉庆二年，首席军机大臣阿桂病故，和珅成为首席军机大臣。大学士王杰因看不惯和珅告病退休，董诰因为母亲守孝也回了老家，在军机处和珅可以呼风唤雨。

　　这时乾隆已年老力衰，记忆力下降。和珅真正成了乾隆代言人，他的专横比往日更甚。

　　嘉庆城府很深，他把和珅的一举一动看在眼里，却不露声色。当有人说和珅不好时，嘉庆反而批评说：我正要依靠他来治理国家，你们为什么来说他的不是呢？甚至有些重大事情仍然让和珅去处理。这样，和珅终于被麻痹了。

　　权臣垮台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89岁的乾隆寿终正寝，和珅的靠山倒了。当天，嘉庆任命和珅与睿亲王等一起总理丧仪大事，并召朱珪迅速回京。

　　正月初四，嘉庆谴责在川镇压白莲教的将帅冒功请赏，并解除对这件事负主要责任的和珅与福长安的军机大臣职务，命他们昼夜在大内守灵，隔断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

　　正月初五，官员纷纷上疏，弹劾和珅弄权舞弊，犯下大罪。

　　正月初六，嘉庆进行人事调整。

　　正月初八，嘉庆命令上奏文件直接送给他，军机处不得抄录副本。

　　正月初九，在公布乾隆遗诏的同时，嘉庆宣布革除和珅、福长安职务，交由刑部，并命查抄和珅家产。

　　正月十一，嘉庆宣布和珅的二十大罪状，并要各省督抚表态。

　　正月十五，直隶总督胡季堂首先表态，请求将和珅凌迟处死。

　　正月十八，在京大臣奏请将和珅凌迟处死，将同案的福长安斩首。嘉庆表示，为了国家的面子，恩赐和珅自尽。对福长安改判死缓，但要让他亲眼看着和珅自尽。

　　随后，除了和珅的亲信伊江阿、吴省兰、吴省钦等人受到处分外，其他由和珅保举或向他行贿的官员都不予追究，保证了政局稳定。

　　 富可敌国

　　嘉庆为什么要铲除和珅？

　　有人说和珅被杀是因为他太富了，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说他的家产值白银8亿两，是清王朝十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所以招来杀身之祸。

　　从查抄家产的清单中可以看出，和珅长期把持崇文门税关，索贿受贿；大量兼并土地；开设当铺银号，放高利贷；开设煤窑、跑运输……大量银子进入他的私囊。

　　巨大的财富使和珅过着帝王般奢华的生活，他在北京、承德等地都建有住所。和珅在北京什刹海畔建起豪宅(今恭王府)，府内甚至仿乾隆宁寿宫建起楠木房，并仿皇帝建制修建垂花门等。和珅还在北京海淀建有淑春园，即今北大未名湖。

　　和珅不仅享受着姬妾成群、锦衣玉食的生活，还梦想着死后像皇帝一样风光，他在河北蓟州(今蓟县)修建巨大坟墓，规格甚至超过亲王，民间称之为“和陵”。和珅被抄家时，坟墓被平毁。

　　和珅被抄家时，除各处房产花园外，还抄出银子300多万两、金子32000多两；土地10多万亩，收租房屋1000多间；各处当铺银号以及各种珠宝、衣物等。其总家产折合白银约有1000万两。当时，清政府一年的收入也不过七八千万两。

　　杀身之祸

　　通过和珅仿皇帝建制修建房屋、陵墓等，不难看出他已不光是贪恋钱财，权欲之大已到了惊人地步。这才是他招致杀身之祸的主因。

　　嘉庆四年，嘉庆在张诚基奏折上批示：“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不知有朕。”

　　其实嘉庆对查抄和珅的家产是适可而止的。嘉庆四年正月，他在直隶布政使吴熊光奏折上明确批示，“不必过于株连搜求”。甚至后来大臣萨彬图奏称目前抄出的不足和珅家产十分之一，请求再深挖严追时，遭到了嘉庆的严厉批评。

　　由此可见，嘉庆杀和珅是因他权力太大，已经严重威胁到皇权，嘉庆甚至怀疑他可能会谋反。

　　不过，嘉庆对和珅的功绩和才能还是肯定的。嘉庆十九年，清国史馆将编好的《和珅列传》送嘉庆过目。嘉庆见记载极简单，只记录了和珅的官阶履历，很不满意。他批示：和珅并非一无是处，他“精明敏捷”，任职30年还是做了很多事的。只是和珅“贪鄙性成，怙势营私，狂妄专擅”，才不得不加以重罚，为此嘉庆下令重新编写。

　　盛极而衰

　　乾隆时期，和珅也许运气太好了，盛极而衰。嘉庆元年以后，和珅的家庭接连遭到不幸。

　　嘉庆元年七月初七，被和珅视为掌上明珠的次子刚满两岁就夭折了，当时他正随驾避暑山庄，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极为伤心。

　　两个多月后，和珅弟弟四川总督和琳又染瘴气身亡。和氏兄弟手足情深，和琳又是他官场上的一大支柱，突然暴亡，和珅格外悲痛。

　　嘉庆二年，和珅的孙子夭折。

　　嘉庆三年，和珅结发三十年的妻子冯氏也撒手而去。和珅虽妻妾成群，但与冯氏感情最为深厚。

　　不到一年，和珅本人也成了泉下之鬼。和珅死后，他的儿子丰绅殷德在河北蓟州草草埋葬了和珅。

　　和珅始终认为是被自己的才华给害了。和珅的确是个有才的人，但他最大的才华却是玩弄权术。他能登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靠的是紧紧傍着皇帝、讨得皇帝欢心的本事，然而这种本事却不能让他永远享受富贵，最终还是皇帝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泽林

以上帖子都是转帖

太长了，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看

多尔衮的扬州三日，秦皇的 焚书坑儒。我就不帖了

如果愿意看得话，有时间再给你们翻翻

我的初衷是 不想太多的人被“清版”历史洗脑，而自己还乐滋滋的 认为自己很了解历史

美丽大乔

越看越是看不下去了

我看历史干脆让你来写算了   一个黑白不分的网络愤青    什么烂帖也要转一下  惟恐天下不乱

区区几千字谁不会写    最近韩国的古代地图事件你怎么也不拿来帖一下啊   让你那么一帖也会成了真相

你怎么不说八国联军是正义之师日本鬼子是仁义之师？

历史经你这么么一帖全成了真相  尧 顺是昏君    桀 纣是千古名君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全是不学无术   匈奴为了救中原百姓于水火之中   汉武帝残暴不仁 昏庸无道却走运气打了胜仗    诸葛亮 周瑜 陆逊 曹操 刘备 孙权 关羽 赵云 吕布全是土匪强盗  烧杀抢劫无恶不做。。。。。。

 

猪吃食也经过大脑思考一下哪些不能吃    你却连大脑就不经过直接下咽了！

不过对你2楼的“古代为什么不禁娼？”很是关注   有机会查证一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6-22 7:07:41编辑过]

司马银杏

大乔说的很中肯啊，这些帖子有点像鬼子为了更改历史而搞得一点前奏，混淆黑白，煽动立场不坚定的民众，创作者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哗众取宠，传播之人更是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