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面临青州黄巾与窦建德集团相校
目录
一、前言
二、沉默的力量
（一）黄巾起义
（二）残酷屠杀
（三）前扑后继
（四）宽松的抉择
（五）屠城之辩析
（六）阴子军队
三、以战止战，一战再战
（一）夏王窦建德之败
（二）水淹三军
（三）汉东王东山再起
四、柔怀远胜屠杀
（一）山越无法被屠尽
（二）身分地位之辩析
五、结论
一、前言
农民之所以揭竿起义，必有冒死动机及不得已的无奈，重视农民背后的心声，远比治标不治本的滥杀为佳。
东汉安帝永初三年，发生红巾起义：「海贼张伯路等三千余人，冠赤帻，服绛衣，自称将军，寇滨海九郡，杀二千石令长。」（１）东汉灵帝中平元年爆发黄巾起义，号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２），其范围广被遐迩，「旬日之闲，天下向应，京师震动。」（同２）徐州牧陶谦后来感叹这种战斗力相当难纒：「妖寇类众，殊不畏死，父兄歼殪，子弟群起，治屯连兵，至今为患。」（３）再多的屠杀及囚禁，也抵挡不了视死如归的精神。曹操是唯一在汉末群雄中，对农民起义采用安抚而取代悉数杀戮的佼佼者，收编青州黄巾为曹操麾下的人民与士兵，成功消弭黄巾起义，彻底安定中原，恢复和平秩序。
反观李世民在对付窦建德集团一事，采用「赶尽杀绝」的残杀手法，反而产生「夜长梦多」的效应，效果远不如曹操安抚黄巾。李世民虽在武牢大捷，俘斩窦建德，但是由于余党仍在，是以窦建德部将刘黑闼再次号召窦建德旧部东山再起，死灰再度复燃。后来洺水一战，李世民采取玉石俱焚，打算水淹三军而同归于尽，但是变民及起义不是因为杀不够多而打不死，有道是「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４）。刘黑闼后来再度逃亡，不久又重新恢复旧土，甚至击毙淮阳王李道玄。可见镇压并非处理的最佳方案，若是李世民当初能善待窦建德等人，也不会有后来刘黑闼的叛变。
安抚黄巾而成助力，强逼追杀屡遭反击，曹操与李世民之间的差别，在于运用文治与武功之间。
二、沉默的力量
（一）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并非有组织、有纪律的叛乱，本质上只是求生存的农民。
「燔烧官府，劫掠聚邑。」（同２）是黄巾最常见的表现。「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杨数万人，期会发于邺。」（同２）史书并无三十六方黄巾共同约定进攻洛阳的记载，亦无集中兵力或分配任务的战略，而且各地黄巾各自为战，先从颖川黄巾遭围而不见汝南及陈国的黄巾救援，再看鉅鹿黄巾虽击败「代卢植击张角于下曲阳」（５）的董卓，「天公将军」张角死后，余党由「地公将军」张宝守下曲阳，「人公将军」张梁守广宗，但是面临皇甫嵩来袭，张宝坐视观望而不支持张梁，导致皇甫嵩很轻松歼灭张梁，从容再图张宝。漫无目的的反抗，就注定黄巾起义只是纷乱无章的松散，将来必定会被汉廷动员各个击破。
只有当地的烧杀抢掠，黄巾并不成气候，起码也要攻克在洛阳或长安的天子，或是击溃汉军诸将，黄巾才有可能取而代之，否则地方游击终会遭遇中央正规军的围剿。一但官兵打强盗的猎捕局面形成，而非两个势力平起平坐的相庭抗衡，战争不再为了互夺军事要点而变成逃窜式的猫捉鼠逃，黄巾已注定失败。
尤其是在宗教的外衣下，热衷于「太平道」所讲究的「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无复奸私也。」（６），极力反抗汉室贪官污吏的苛税征役，以为打富豪可均分资产，但人人平均则人人皆薄，必然会被集中局部优势的汉军所击败；而且有的黄巾菁英还会中饱私囊，令基层农民更不愿为之卖命，号召黄巾之领袖张角其个人生活奢侈：「钱帛山积，富逾王公，纵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弦成列，刺客死士，为其致用，威倾邦君，势凌有司，亡命奔逃，因为渊薮。」（７）口讲「太平均」的、但是衣冠「太豪华」、食住「太高级」，这对褐衣粗食的农民是项讽刺，鲜人愿意卖命送死。
结果共分均产难以实现，少数人集中财富也引来非议，难为起义的悲剧宿命。
（二）残酷屠杀
但是农民求生存的苦衷并未被认可，官方向来把农民起义视为叛乱。
主观判定条件很有道理，对于杀人放火、劫财越货、诛杀官吏、斩灭豪强及焚毁官府等各种行为，就算是再正直的君子，其行为与叛变罪犯并无二样。因此「以战止战」、「以牙还牙」的报复手段普遍被采行，汉室派兵镇压，汉军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及北中郎将庐植等人大开杀戒：
击溃颖川黄巾，「斩首数万级」（同２）；「连战破贼帅张角，斩获万余人」（８）；击破东郡黄巾，「斩首七千余级」（同２）；高压血洗广宗之「地公将军」张梁，战果「获首三万级，赴河死者五万许人，焚烧车重三万余两，悉虏其妇子，系获甚众。」（同２）即使「天公将军」张角已经病逝入土，皇甫嵩仍要惩罪元凶，「乃剖棺戮尸，传首京师。」（同２）；南阳黄巾韩忠被朱儁「斩首万余级」（９）后兵败投降，但汉兵仍然诛杀韩忠，道余众再度叛变，汉兵仍然「复斩万余级」（同９）。最后汉兵再度发挥杀人机器的效率，最后追击「人公将军」张宝，战果「首获十余万人」（同２），而且为表战功，特地「筑京观于城南」（同２），依杜预注《左传》曰：「积尸封土于其上，谓之京观。」（１０）也就是胜仗者将败仗者的尸体堆积覆土夯实，形成包馅尸体的大土堆，用来夸耀战功，以兹永怀纪念（《左传》原文：「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１１））。请注意，包尸土堆并不是掩埋，而是当成景观，形象工程不但自夸成就，也用来威吓其余百姓。
以上合计至少杀死黄巾二十余万以上，但是屠杀与血腥就能阻止农民反抗吗？是否以后就没有黄巾呢？
（三）前扑后继
青州、徐州、冀州、扬州及白波仍有黄巾余党不断兴起（同５）、（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其它还有不冠黄巾为名的反抗势力，日新月益地展开：
「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苦唒之徒，并起山谷闲，不可胜数。其大声者称雷公，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轻便者言飞燕，多髭者号于氐根，大眼者为大目，如此称号，各有所因。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同２）
曹操深知反抗永远杀不尽，纵然百战百胜，后面还有更多的硬仗要打，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１９）因为黄巾的反抗系由地方官吏鱼肉百姓而来，士族与豪门兼并土地严重，导致人民无田可耕，无土可立，饥寒交迫之下，不得不挺而走险，屡屡「燔烧官府，劫掠聚邑」（同２）。因此曹操在与青州黄巾交战后，开始思考未来的打算，若前采穷兵黩武、无止尽的战争并非最好的选择，即使后来留兵镇压及监狱看管都不是好方法，除非曹操能杀尽擒光青州黄巾，否则青州三不五时仍有再度起义的可能，但是这没有必要。
黄巾群众只是争一口饭，只图生存，本质为农民谋生，并非意在称王称帝的野心，认清此点，正是曹操鹤立鸡群的卓越眼光独特之处。
（四）宽松的抉择
因此曹操「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同１６）另外还兴屯田、开水利，以发展农业生产。前面把黄巾视同子弟兵，化敌为友成为嫡系；后者使人民安居乐业，发展经济富庶。曹操经此役以后，从此不再有黄巾或其它大规模反抗起义，这正是曹操宏观之处。
虽然谭其骧教授驳斥屯田的积极意义：「若说起义的目的是要粮食，要土地，要活下去，那得看人民在曹操政权统治之下是怎样活下去的，不能说有人活下去了，就是达到了目的（因为即使东汉王朝不倒，还是会有人活下去的，不会死尽灭绝）。农民的基本要求是土地，是耕者有其田，是轻徭薄赋，但曹操的措施是把农民编置在国有土地之上，在农官直接控制下进行农奴式的生产，榨取十分之五、六的高额租赋，怎么能说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呢？」（２０）
先说农民起义的背景：
东汉桓帝永兴元年，便有数十万饥民流亡，生存尚且成问题，更不用说面临催租逼税的官吏。而「饥馑暴至，军旅卒发，横税弱人，割夺吏禄，所恃者寡，所取者猥，万里悬乏，首尾不救，徭役并起，农桑失业，兆民呼嗟于昊天，贫穷转死于沟壑矣。」（２１）饥饿却无粮可致死，起义被镇压也是死，这才是逼民为反的主因。一但农民能得以生存，即使再重的税也会默默承受，快溺毙的人，连一根稻草也会想要抓紧。贫农生活困苦，往往徒附富豪而苟存：「下户踦岖，无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故富者席余而日炽，贫者蹑短而岁踧，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其所以伤心腐藏、失生人之乐者，盖不可胜陈。」（２２）这种根深蒂固的「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２３），人民的愿望不过求个生存温饱之基本需求，而不在拥有土地、减免租税及缩短劳动等奢侈要求。
再谈曹操的方针：
不同于皇甫嵩、朱儁及庐植的赶尽杀绝，曹操并没有展开对黄巾使用抢光、烧光及杀光的残酷手段，曹操也没有坑斩或屠杀黄巾，曹操使用「明劝赏罚」、「数开示降路」及「战辄禽获」（２４）避开会战决斗。而且对俘虏也非紧抓重捆。至少一百三十余万名的黄巾党徒，曹操只选其精锐，并没有悉数强逼：征民为兵，只是少数；屯田积谷，也是少数。否则曹操就会拥兵三十万，屯田上百万，但是杀鸡取卵还不如细水长流，「竭泽而渔，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焚林而畋，非不获兽，明年无兽。」（２５）正是此理。
邓艾著名的屯田积谷不过「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２６）详细人力分配为：「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同２６）屯田人口总数五万人，平均四万人，「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同２６）注意到两淮屯田只有五万人，而且还可分休，既不是黄巾三十万卒，也不是黄巾百万民，比例微乎其微。因此屯田农奴只是极小部分，其它大部分黄巾仍被未紧逼。谭其骧教授单就曹操屯田大发讨挞，却不知曹操并没有全民屯田，而是部分屯田，这与孙权每俘山越而「掳尽」男女数万口，每次都使「擒光」手段，两者截然不同。
毋须以偏盖全，青州黄巾并没有全部充军，也没有全部屯田，只有少数屯田兴兵，大部分青州黄巾在曹操有心处置下，从此复员还原为百姓。因为曹操一开始就不打算「以战逼战」，强逼黄巾只会产生打不完的战。
与汉将以战争残杀黄巾不同，曹操把黄巾当成一般百姓，收降而不罪罚、部分屯田而不全逼。
（五）屠城之辩析
虽然曹操有全黄巾之功，但亦破陶谦屠城，生灵涂炭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２７）一点也不仁心宅术。
先认清时间、事件以及发生的对象，曹操于建安三年收降黄巾（同１６），翌年才对陶谦展开攻击；虽于屡破陶谦、对徐州屠城，但是曹操并没有对黄巾坑杀万计、也未在兖州屠城。不管让「泗水为之不流」是士兵（２８）或人民（２９），死亡成员不外乎陶谦众将兵、徐州当地人民及以长安三辅等外来人口，其中就是没有青州黄巾，如果青州黄巾会死的话，也是死在加入曹操参战士兵而屠杀徐州陶谦的战役。拿曹操屠城与解放黄巾相比，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使用屠杀的反作用很大，有违当初曹操收抚黄巾的初衷。
诸葛亮为徐州琊琅郡人（３０），其父诸葛珪也在兖州太山郡为郡丞（同３０），但是兖州牧曹操以血腥战争攻占徐州后，诸葛亮及其兄诸葛瑾等人反而分奔荆、扬，各别迁徒到刘表及孙权领地，若是曹操处理徐州时有昔日招安黄巾的用心，诸葛昆仲未必四散远走。盛传蜀汉除了益州派与荆州派外，还有徐州派的嫡系，即当初加入刘备的麋竺、麋芳、简雍及孙干等人，若非曹操大开杀戒，这些人加入胜战者的意愿，远胜过跟随战败者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
曹操当初悲悼袁绍及袁术的发动战争，苍生凄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３１）但是后来曹操本人也毫不留情重蹈覆辙，「拔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同２９），两者「五十步笑百步」相差何其有限！之前的哀伤及之后的残忍，判若两人。正如以贞观之治而被人称公颂的英主李世民，后来封禅也作、夺嫡争位也来、高句丽亲征更不在话下，隋炀帝杨广的各种行为，李世民一件也没少作。不过后人不应把褒贬相混，突然惊讶一世明主怎会有前代暴君的行为，其实得意之人常常前恭后倨，礼贤下士与昏淫荒荡常是同一人，中间只差时间前后的变化，但毋须把仁民爱物错洒血腥，不必在残杀屠刀刻上风花雪月，就事论事，在对的政策赞扬，在错的过失批评，就已是最严厉的公正。
济世安民的功绩值得肯定，所以不乏对曹操翻案的想法：「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了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阿斗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３２）
先前不为以后负责，后来更不能回溯追究过去，曹操从来没有大规模残杀青州黄巾，屠城也是对陶谦及徐州兵民，青州不是徐州，陶谦也不是黄巾，屠城徐州与青巾黄巾的人、事、时、地、物都不一样。
曹操未对黄巾屠杀，反而安置引以助力，有的屯田积谷，有的参军入伍，更多人从战乱升华成和平的安居乐业。
（六）影子军队
由于历来看轻农民的成见太深，连当代人都会忽视农民成军的存在。
以至于青州黄巾虽「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同１６）加上「黑山贼张燕率其众十余万降，封为列侯。」（同１６）合计至少四十余万，皆被世人忽略而排除在曹操军之外。曹操在官渡攻击袁绍时「兵不满万」（同１６），好像这四十余万没有参战；曹操南征刘表、刘备及孙权时，周瑜只估计「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３３），也是认为这四十余万没有参战。但是曹操真的绝对不使用黄巾降卒吗？官渡之战曹操真的宁愿兵少，也不愿征调黄巾降卒吗？周瑜认定黄巾降卒不参战，曹操真的就不使黄巾降卒参战吗？若以为史书夸张数字不可取，也许青州黄巾真的没有多达三十万，不过既然数字可疑而应减少，同书的各传就应受同样的标准检测，同属曹操军队，包括「兵不满万」及赤壁之战的「十五、六万」，也应可疑而应减少，总不会有选择性猜测青巾黄巾夸大而官渡或赤壁的参战人数有所减少？
退而求其次，黑山及青州黄巾的新力军对曹操军队总数有加数的效果，不管战力再弱（不能作战就运粮），人数再少（多一人增一兵，多十人增十兵），总比逃兵无人可战要好。战争的双方都有伤亡，极少发生零伤亡而重创敌方，如果孙权要用兵讨伐山越，势必有所损伤；如果曹操仍然在镇压黄巾，亦会有所损伤；但是如果曹操不必再浪费用兵黄巾，曹操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血，而且这些黄巾又加入曹操作战成为友军，此形如虎添翼，远比孙权与山越互斗时，或多或少冒着伤亡为佳。
曹操平黄巾后，全力发展，或攻袁绍、袁术、吕布及刘备等；孙权偶尔镇压山越，一叛再叛，孙权总不能放心离家太远。
这正是敌己消长的过人之处，与其损己冒险，不如转化为助力。
三、以战止战，一战再战
李世民用兵向来强势，高压胜于柔怀，举凡击败薛仁杲、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及刘黑闼等人。
（一）夏王窦建德之败
李世民双击王世充及窦建德，说穿了不过只使用「饥饿战术」一招。
由于洛阳坚守难下，既然用兵急攻不破，所以唐军改变战术缓攻，「太宗遣诸军掘堑，匝布长围以守之。」（３４）打算长期围困洛阳，后来果然对守军产生极大的伤害：「民食草根木叶皆尽，相与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饼食之，皆病，身肿脚弱，死者相枕倚于道。皇泰主之迁民入宫城也，凡三万家，至是无三千家。虽贵为公卿，糠核不充，尚书郎以下，亲自负戴，往往馁死。」（３５）这种雪白血红的歼灭压榨，赶尽杀绝而逼入死路，李世民为求劝降王世充，不惜连带迫害洛阳百姓以伤其生产力，或者借由逼害洛阳百姓来策反对王世充的忠诚度（城中至少发生十三次叛变），粮尽饥乏之下，铁打的汉子也要先病后死。
此时窦建德率兵来援，如果没有窦建德的话，王世充只怕被李世围困饿死。但是李世民采用分兵的手法，以围城打援，先击破虎牢关外的窦建德，再迫降坐困愁城的王世充，毕其功于一役，双打当时最有威胁的二大势力。李世民也不急着迎击窦建德，在「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３６）的原则下，待敌乏粮以求治气治心，完成「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同３６）的目标。李世民坚持守株待兔，行军至虎牢后，坚守而不肯出击，除了派遣支队截粮，以王君廓千骑截粮成功（可比曹操在官渡之战劫粮乌巢），李世民正等待窦建德乏粮，待其「彼乃气衰，阵久卒饥，必将自退，追而击之，无往不克。」（同３４），后来「建德士皆坐列，渴争饮，意益怠。」（３７）李世民一举打败饥饿的弱兵，破俘窦建德。
再回头围城，此时洛阳城困乏，「世充粮且尽，人相食，至以水汨泥去砾，取浮土糅米屑为饼，民病肿股弱，相藉倚道上。」（３８）李世民终逼王世充献降。
洛阳与虎牢双双缺粮，唯独李世民不缺，饱食之人有精神，挨饿之人不死也无力。
但是「军事仅仅是执行政策的工具」（３９），也就是「战争不过是政治的一种延续手段而已。」（同３９）弦外之音则为政策处理不当，往往引起紧接而来的结果是纷战乱争。李世民在击败王世充及窦建德的用兵高妙，但是后来处理善后不当，以致于后患无穷。李世民在击溃夏军后，最后仍然杀掉窦建德，「秦王俘建德至京师，斩于长安市，年四十九。」（４０）胜仗杀俘并不出奇，只是战败又起，其中必有原因。
夏军党魁虽死，其党羽仍未平息，正如各方领袖虽亡，黄巾余党仍奋不顾身，前扑后继。
（二）水淹三军
战争难免采用残酷手段，并无仁义可言。
来者既然想杀人，当然回礼也不必太担心对方活不好。血刀腥剑只为相决生死，有时候为了残杀更多的敌人，或多或少踩在友军的尸体而登足，借力使力可能有所牺牲。话说窦建德虽死，但是夏军并未因此消灭，取而代之之人为窦建德旧部刘黑闼。
刘黑闼重收旧部，恢复窦建德昔日势力，自称「汉东王」，屡从李世民的手中重夺窦建德昔日失土，包括击毙李世民所派之总管罗士信等。李世民秉持歼灭式的会战思想，继围城洛阳后，再度在洺水使用博杀战术：先遣奇兵断粮，以待敌困饥饿，最后再发动决战。虽然两军相持六十余日，李世民与刘黑闼互出奇兵，穿插突破或包围纠纒等，双方势均力敌。但是李世民最后采用同归于尽的冒险，「世民度黑闼粮尽，必来决战，乃使人堰洺水上流，谓守吏曰：『待我与贼战，乃决之。』丁未，黑闼帅步骑二万南度洺水，压唐营而陈。世民自将精骑击其骑兵，破之，乘胜蹂其步兵。黑闼帅众殊死战，自午至昏，战数合，黑闼势不能支。王小胡谓黑闼曰：『智力尽矣，宜早亡去。』遂与黑闼先遁，余众不知，犹格战。守吏决堰，洺水大至，深丈余，黑闼众大溃，斩首万余级，溺死数千人，黑闼与范愿等二百骑奔突厥，山东悉平。」（同３５）李世民差一步成功地消灭刘黑闼军队。
但是两军决战时决堤，洪水岂能分辨敌友！昔日关羽击破于禁、庞德时，同遭霖雨洪汛，蜀兵还多藉由搭乘「大船」（４１）之优势，不一定会被淹没，但李世民手下众将兵与刘黑闼手下众将兵交刃互战时，却面临洪汛来袭，敌友立情相同，完全亳无抵抗。先逃亡的刘黑闼及站高处的李世民并没有危险，因为他们早就先行撤退（否则想必具有带甲水淹不死游泳本事）。水淹三军来势汹汹，不但刘黑闼众将兵被水冲击而崩溃，在场的李世民众将兵也同受波及，史书讳言唐兵损失，故唐军死伤人数难以计数。仔细观看此役，两军肉博交战方酣，若以交战双方的其中一方损失惨重，另外一方也不会有多完整而毫发无伤。
这是同归于尽的最下之策，一场残酷的集体屠杀，李世民不但下令水淹杀敌，也下令淹死忠心耿耿的手下。
（三）汉东王东山再起
但是刘黑闼战败后，仅剩二百骑逃亡，是否从此一蹶不振？
刘黑闼不久东山再起，不但攻城围地，而且还招叛纳降，甚至还击斩淮阳王李道玄，收复州县，「繇是河北复叛归贼。黑闼仍都洺州。九月，略瀛州，杀刺史。」（４２）完全洗刷洺水之战的屈辱。重拾旧日势力，再度雄霸天下，刘黑闼军容甚盛，「齐王元吉畏黑闼兵强，不敢进。」（同３５）此时已不是随便一般将领可以应付。李世民之前的牺牲戕杀战术，徒然失效，白白牺牲自家人。
这正是黄巾起义的超强生命力，「妖寇类众，殊不畏死，父兄歼殪，子弟群起。」（同３）纵然这一代惨死，还有下一代下接棒，若是下一代失败，仍然还有再下一代继续再战。从夏王窦建德到其麾下汉东王刘黑闼，从刘黑闼被追杀仅剩二百骑而能重拾失去的胜利，一切在在显出以战不能止战，杀戮无法阻止起义反抗。
后来李建成代替李世民征伐刘黑闼，不使用赶尽杀绝的「直接路线」，相反的，采用瓦解柔怀的「间接路线」。魏征言于太子曰：「黑闼虽败，杀伤太甚，其魁党皆县名处死，妻子系虏，欲降无繇，虽有赦令，获者必戮，不大荡宥，恐残贼啸结，民未可安。」（４３）反而诚信获得比奸诈更佳的效果，而且有如骨牌效果，蔓延扩散。「建成至，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贼惧，夜奔，兵追战。黑闼众犹盛，乃纵囚使相告曰：『褫而甲还乡里，若妻子获者，既已释矣。』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遂禽黑闼。」（同４３）
开放生路反而比咄咄逼人更具说服力，挺而走险的百姓本出于求生存而来，并非十恶不赦之恶人，一心硬要逼死，只会遭其反击。李建成没有用太多杀戮，就平定李世民赶绝杀绝犹不能致效的刘黑闼之乱，李建成事后也遇不到所谓刘黑闼余党再度叛乱，恰如黄巾后来不再叛乱曹操。
政治问题不能单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但是军事手段不当往往引起另一个政治问题。
四、柔怀远胜屠杀
（一）山越无法被屠尽
山越叛变总像鬼魂，萦绕东吴不放，或以为东吴杀俘不够，以致山越一叛再叛，但可斟酌。
孙权立足江东，压榨剥削山越动辄「强者为兵，羸者补户。」（４４）但是山越叛乱层出不穷，屡镇屡叛，甚至一直到孙皓宝鼎元年，还有永安山越施但等人「聚众数千人」（４５）起义，直逼首都建业，众达万余人。东吴国家都要亡了，山越还在反抗，从建国起就有的山越问题，永远纠纒不清，孙权、孙亮、孙休及孙皓治国无方，讨不平山越。好比李世民对付窦建德及刘黑闼，造成尾大不掉穷追不舍的局面，唐军疲于奔命而夏军愈战愈勇。换言之，江东孙氏与唐军都花了太多人力、物力在讨伐山越、夏军、汉东军，叛变愈叛愈多，导致一战再战不可收拾；但江东诸孙用兵并非差劲，李世民军事能力亦强悍，但是未能正视农民起义的本质，导致再高超军事手段却产生一战再战的纷乱。
这与曹操平定青州黄巾而无顾之忧，俨然不同。
曹操自从解决黄巾后，不需要再分兵镇守，也不必担心黄巾余党叛乱；而且黄巾还能改旗易帜，摇身变为曹操手下，还能参战曹操对外的征讨。曹操一石二鸟完成内圣外王之道，高瞻远见胜过只识弯弓射大鵰的凡夫俗子，基本上不但平定黄巾之乱，又进一步善用黄巾引为助力，完成平乱又多添实力。
或云孙权也将山越充军，等同曹操将黄巾纳入体系，为何江东山越愈来愈乱？其实孙权采用杀鸡取卵全部压榨，当然不如曹操以诚服人网开三面，所以山越并非心甘情愿降伏，而是以奴仆被强征入伍，比起黄巾以招安之姿，以兵民融合进入大家庭。
是故黄巾在曹操下不再起义，山越却遇孙权而一战再战，战争镇压并不能有效处理问题。
（二）身分地位之辩析
李世民大量使用杀戮歼灭作战，山东诸雄屡败屡战，彷佛黄巾前扑后继，宛如山越永不服东吴。是以窦建德虽亡而刘黑闼继起，水淹三军而无法灭尽杀绝，刘黑闼仍能卷土重来。
或云曹操为政治家，头脑当然清楚，李世民当时地位还不如太子，上头还有李渊，没有太大权力可以扭转乾坤，所以曹操作得到安抚黄巾，但是李世民无法全权决定，此乃身分受限，但这与史实陈述相反。
唐太宗在为文《祭魏太祖文》时曾对曹操评论：「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同３５）李世民轻视曹操为将领，而非君王，故有此言。但是曹操击黑山贼白绕前，身分还不是东郡太守（同１６），面对青州黄巾时，临时才受领兖州牧（同１６），曹操之资格为东汉时的州牧郡太守，一个地方将领。
反观李世民的身分地位，「拜右领大都督，右三军皆隶焉，封敦煌郡公。」（同３４）「义宁元年，为光禄大夫、唐国内史，徙封秦国公，食邑万户。薛举攻扶风，太宗击败之，斩首万余级，遂略地至陇右。二年，为右元帅，徙封赵国公，率兵十万．．．武德元年，为尚书令、右翊卫大将军，进封秦王。」（４６）面对王世充与窦建德时，李渊「拜太宗益州道行台尚书令」（同４６），并且主导围攻洛阳及攻击虎牢关，战后「加号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上。增邑二万户，通前三万户。」（同３４）平洛阳时，徐世绩曾向秦王李世民赦免单雄信，不惜「请以官爵赎之」（４７），最初，同在李密麾下的徐世绩与单雄信，互相友善，誓同生死。但是李世民拒绝徐世绩，坚持杀戮单雄信。再说李世民此役双擒二王，曾对郑王王世充答应宽容不死（同３５），但却未饶过夏王窦建德，足见李世民不但早已称王称公，对称王称公战俘的生杀决策也很大。
曹操以将领之身而有君王之实，李世民却只是一个行事如将的王公。
五、结论
汉光武帝处理民变亦采用怀柔甚于杀戮，安定胜于再乱。
东汉民变范围太大，「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４８）平庸的将领镇压民变，不外乎采用会战的歼灭手段，以为消灭问题就解决问题，但是青、徐、幽、冀四州皆叛，难道真要全数杀光吗？其中没有无辜或善良吗？汉光武帝的处理很高明，「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同４８）使用少量的刑杀，辅以安迁移民，结果四州皆平。
汉光武帝其实可以派遣以屠城成都闻名的吴汉（４９），也不乏「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５０）的耿弇；正如黄巾当初先后被皇甫嵩、朱儁及庐植以血腥镇压，还将死尸筑成形象工程，留下名胜「京观」以供纪念阵亡将士；李世民更是使用铁与血的教训，歼杀各路群雄。「最下攻城」并非无效，只是很无效率，而且人心多有不服。
黄巾起义留给世人的价值就是「以战难以止战」，应验铭言：「那里有压榨，那里有反抗」。
所以黄巾虽死，还有黑山贼等兴起，窦建德虽死，还有刘黑闼继起。反观汉光武帝与曹操就曾经很成功处理，青州黄巾从此安定，青、徐、幽、冀四州不再为乱。否则若以一州民百万计算，四州就有四百万人民，汉光武帝难道落到杀光四百万人才能平定四州叛乱吗？农民起义只是求生存，与偷抢盗匪不尽相同，况且杀一人与杀百人的手段不同，人民的反抗也因死一人或死百人而有不同，特别是强迫杀身成仁，只会逼反更多的义士追随。错认除非全数杀尽，否则残余势必永远反抗，因此一杀再杀，多有所见，而反抗却愈来愈多，摩顶接踵却不断。但是百炼钢也有化为绕指柔之时，怀柔王道本来就比干戈枪戟更具威力，战争只是为了达成政治目的，若能达政治目的的话，有必要收放避免战争屠杀，不杀比杀更需三思。
曹操平定天下不仅用战，更多收降伏归，如青巾黄巾、南阳张绣、荆州刘琮及汉中张鲁等，少流无益之血；相反地，李世民以战逼战，虽然战果丰硕，手段不乏逼敌饥饿，再进围剿攻，每一个对手都要经打击而硬吞。从内圣外王的观点，曹操比李世民更具王者风范，不单「以刀剑服人」，更有保全兵民的作风，而无破城杀将的不善，「以柔怀来远人」。曹操一战就平青州黄巾，而且引为助力；李世民先击窦建德，再打刘黑闼，仍未降其心。虽然用兵酷杀也可以镇压问题，但是善待说服亦可以治根化解，这也是为何曹操一向高举迎降之旗，攻心优于攻兵，甚至对不降者采用屠杀，主旨仍在逼降就范，因此造成风行草偃的效果，各方诸侯纷纷来归，南阳张绣不是不能再战，荆州刘琮也可用兵抵抗，汉中张鲁更只是小挫而非毫无战力，但是诸侯皆愿臣服，放弃坚守，毋宁为曹操怀柔外王之政策。虽然更可能是在曹操「围而后降者不赦」之威武所屈服，但更多基于曹操「开其利路」而使英雄乐业。因为李世民嗜杀血腥，故窦建德与刘黑闼愈战愈勇，不亚于皇甫嵩以黄巾死尸建成京观，但是黄巾宁死不屈，父死子继，故单纯武吓永远不如兼采柔怀，与其逼死决战，不如网开一面。
如果换成李世民在三国，大抵是见将杀将、见军破军，各方诸侯必须一一打败，其实这种大材小用交给猛将即可，李世民应把眼光开看到全面，用心思考是否留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空间。倘若换成曹操在唐初，除了用兵作战外，曹操应会多用收编战术而减少不必要的战争。毕竟拿揑战与不战，皆为政治服务，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毋须「镇压逼反」使其再战。内残外暴，一战再战而无止境；内圣外王，黄巾也可变曹军。
智者处理问题，不仁难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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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08-11 1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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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08-12 17:2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