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在北伐的问题上,刘禅的头脑也非常清楚,诸葛亮急于北伐的时候,他规劝说:“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尽管诸葛亮置自己的规劝与不顾,但北伐决议一旦形成,刘禅还是全力支持诸葛亮的北伐。诸葛亮死后,刘禅马上停止了空耗国力、劳民伤财的北伐。司马懿率大军征伐辽东公孙渊。刘禅唯恐蒋琬犯诸葛亮老毛病,专门下诏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行,“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魏延造反,却诬奏杨仪造反。刘禅听完魏延表奏,马上提出疑问,说:“魏延乃勇将,足可拒杨仪等众,何故烧绝栈道?”魏延被杀后,刘禅也没有对魏延一概否定,而是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为了防止权臣权力太重问题,刘禅以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主管政务,以蒋琬为大司马,主管军事,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死后,刘禅“乃自摄国事”,大权独揽,彻底解决了蜀国多年“事无巨细,咸决于丞相”的政局。因此,从历史的真相来看,刘禅决不是个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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