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 韬 略

红叶舞秋风

三国韬略中的缓疾理论经过大量的实践检验，被一致认定为具有很高价值的思想武器。缓疾韬略旨在通过改变行动速度，达到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效益这一人们求之不得的结果。
很难从表面上判定缓与疾的好坏，决定采用缓疾韬略的制约因素是很多的。三国时代，韬略家对于缓疾韬略的理论贡献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其中，突出缓的作用，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外力为催化剂，用速度争时机，视缓疾为有质感的打击力等论点，均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兵贵神速”，“其疾如风”，“疾战则存”，“兵之情主速”，“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诸多古训表明了行动疾速在军事上的重要性，这是考虑了军事战争的特性，总结大量的战争实践而得出的结论，无疑都是正确的。三国时代的许多战役或战斗，都是以疾速取得主动，赢得胜利的。曹军征讨三郡乌丸，长驱直入，轻装疾进，兵如天降，使敌人猝不及防。曹军攻打刘备，精骑日行三百里，夺取江陵，取得主动。司马懿进攻孟达，兵临城下之日，孟达如梦初醒，感叹何以如此神速。
与此同时，三国韬略家还发现缓的巨大作用。田丰、沮援为袁绍设计的伐曹方略，就以缓为主，以缓对疾，以久待速。《三国志·袁绍传》中记载了田丰针对袁绍南下而创设的用缓、持久韬略：
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指袁绍)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指黄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末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坐可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
可惜由于袁绍无识，刚愎自用，不听忠告，终于身败名裂，遗笑方家。
曹操平定乌丸之后，袁绍之子袁尚、袁熙逃奔辽东。辽东太守公孙康早先不服曹操管辖，至此，有人建议曹操乘胜攻打公孙康，袁尚兄弟亦可一并擒获。曹操不听，说是让公孙康去斩杀袁尚兄弟，接着便引兵撤退。不久，公孙康果然杀了袁尚兄弟，传首而至。诸将大惑不解，曹操解释说，公孙康平时也畏惧袁尚兄弟，我军急攻，双方则齐心合力对付我们；而我们缓和一下，双方就会自相残杀。这是所谓势之所然。曹操兵不血刃，营造缓和之势，促使对方矛盾，从而借刀杀人，坐收渔利。
关羽率军攻打曹仁，曹操派遣于禁前往援助，时值大雨，汉水泛滥，于禁所统七军全部覆没，关羽威震华夏，急得曹操要迁徒许都以避其锋芒。司马懿、蒋济认为关羽得势，孙权必不乐意，于是设计化急为缓，转移矛盾。同意割长江之南给孙权。关、孙争战，关羽败北，樊城自解。
在行动中根据情况，采用缓疾韬略，最大的目的，还在于保存自己的实力。两点之间以直线的距离为最近，两军对垒，以速决战取胜为最大效益。但为了获得这一效益，有时就以缓代疾，等待时机，营造时机，不费一兵一卒，不费吹灰之力，取得期望之值。
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体味到缓疾韬略的内蕴在于控制事物进展的速度，以此作为外力，促使对象改变状态，朝着有利于己方的方向发展。以外力为催化剂、助产婆，迫使对方改变心愿。沿着—定的渠道行动，是实施缓疾韬略的一大奥妙。袁绍借公孙瓒之外力，不急攻冀州，而是派说客游说，以缓取胜。贾诩劝张绣对付曹军，前后异策。诸葛亮进兵南中，武缓文疾，效果显著。此外，韬略家们变换缓疾，或外缓内疾，内缓外疾；或前缓后疾，后缓前疾；或军缓政疾，政缓军疾； 或实缓虚疾，虚缓实疾……变换速度，转动魔方，使对方感到压力沉重，失去原来所有的反击力量，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
缓疾韬略在三国时代被开掘的另一个内涵是，以速度争时机。俗话说，时不可失，机不再来。然而，缓疾韬略的使用，可以使行动合着时机的节拍。时未至，缓之；时已过，疾之，从而将对时机的把握，转化为对速度的控制；对玄虚之物的认识，转化为对实际之事的操作。
董卓已裹胁汉献帝西归，控制了号令天下的正统天子，只是认识不足，倒行逆施，失去统一天下的大好机会。袁绍原本可以先将汉献帝抓到手中，但左顾右盼，顾虑重重，优柔寡断。这些，对于后起的曹操来说，本已没有什么机会，但就在时机的缝隙之中，曹操下决心听取谋士之策，设计迎取献帝，从而一跃而上 成为政治上的强手，缓疾韬略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失去的时机，可以以疾取回。 等到效益明显时，袁绍则悔之晚矣。
中原的统治权已被曹操控制之后，统一天下的机会，多在曹操之手；然而孙策、孙权占据江东，从外围攻入腹心，也仍然存在着统一天下的机会；刘备后来居上，运用缓疾韬略，先借荆州，后夺益州，关羽之军，声威显赫，同时存在着统一全国的可能的时机可以等待，必以有识为前提；时机更可以营造，必以缓疾韬略为手段。
在三国韬略家的心目中，缓疾韬略不只是一种工具、手段，而且在某种意义已成为有质感的打击力。疾进的军队，快速的政治、外交反映、处置，会令人觉到一种时间、速度上的无形压力。往往兵未至而心已散、城已空，力未到而气已竭、谋已消。所谓虚张声势，先声夺人，就是缓疾韬略中疾的原则所发挥的。另一方面，缓兵之计、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等均是缓的原则的效应。我方的缓疾内容一旦公布于众，就形成一道力的辐射，敌方即会对此作出相应的部署。 如果抽换其中内容，造成速度的变档，就会使敌方措手不及，打乱整个防范系统。
三国韬略家们在其命运选择的关头，也常常动用缓疾韬略。荀彧、许攸之投奔曹营，可谓疾速不停。贾诩游刃于群雄之间，缓疾从容。诸葛亮隐居隆中，缓缓不动······相反，世人违背缓疾韬略，往往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袁绍急于攻曹，袁术急于称帝，刘备急于报关羽之仇，姜维急于败魏，均一败涂地，损失惨重。而刘表缓于见机，刘备缓于决断，袁绍缓于行动，均错失良机，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只有时伏则缓，时至则疾，缓疾快慢，与时俯仰，则举无遗策，算无过失，赢得主动，赢得成功。

红叶舞秋风

动乱的年代，各种势力起伏消长，错综复杂，分化组合，日新月异。韬略家们运用分合原理，改变形势，改造社会，在大量的实践活动中，丰富了分合思想，并进而提炼、总结出不少具体的法则。
所谓分，即分解、分散、分化、瓦解、分裂、分离、切割、分割……实质上，是改变对手的实力、威力、结合力、凝聚力，达到削弱力量、瓦解人心、消磨意志、涣散精神的作用，取得改变性能与状态，兵不血刃，不战而胜的最终目的。
三国韬略家们在运用分合原理时，更多地偏重于分的韬略，因为分是将整体分解为部分，这同三国时代竞争激烈，你死我活的特点密切有关。
运用分的韬略，可从实施客体角度，分为三种类型：
一、对待少数民族势力。三国时代的民族矛盾、民族斗争仍然存在，有时表现得比较突出。曹操集团的主要对手是匈奴与鲜卑，采用的主要办法是以夷制夷、分裂切割、亲而离之，众而分之。
公元216年，曹操借机扣留南单于呼厨泉，将南匈奴分为五部，每部设立一名统帅，并派汉人作司马，加以监督。五部分立，互不统属，分而治之，以弱其势，有效地遇制了南匈奴不断壮大的势力。
曹丕执政初期，北方的少数民族十分强盛，经常进犯边境，曹魏政权派遣田豫出任护乌丸校尉一职，牵招、解儁同时任护鲜卑校尉。当时鲜卑族有几十个部落，田豫设计离间，以挫败、控制、兼并等手法使各个部落互相攻击，成为仇敌，从而减弱了来自北部少数民族的压力。
公元277年，卫瓘用亲而离之的韬略，破坏鲜卑各部的联盟，使日渐强大的鲜卑力量一蹶不振，减轻了对中原王朝的威胁。
刘备死后的蜀汉政权在诸葛亮的主持下，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在南征中，杀掉叛乱的首恶，而不问胁从，采用攻心之法，分化敌人的意志。最后稳定南中，北上与曹魏争锋。
东吴对山越采用分化瓦解的韬略，既平定了叛乱，又征集了兵员，增强了实力，可谓一举两得。
二、对待敌对势力。三国时代的图强争霸充满了腥风血雨，为了有效打击敌手，必然要运用分的韬略以削弱对方，这使得分的韬略得到广泛的使用和长足的发展。
朱儁以围师必阙手法，分散被围的黄巾军斗志，将其击破。王允敏锐地捕获信息，利用董卓属将吕布的不满情绪，实施分化瓦解之术，使吕布杀死董卓，为东汉朝廷除去一大祸害。吕布以步骑不足四千的兵力，承受袁术数万大军的进击，吕布采纳陈珪之计，对袁术联军实行分离切割之术，致使韩暹、杨奉部下同时倒戈，袁术大将张勋败逃，所率大军几乎全部覆灭。曹操运用各个击破的策略，攻灭袁谭、袁尚。郑浑、夏侯渊采用以敌制敌之策，斩杀马超部将梁云。羊祜死后，杜预对吴国君臣实施离间计，因利间斗，使其自相矛盾，以便取乱侮亡。
三、对待异己势力。由于形势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异己力量不得不让其存在下去，但这种存在不是永久性的，一旦机会成熟，必定彻底铲除。如何利用异己势力帮助自己渡过难关同时又能加以控制，必要时加以消灭，就成为各个集团颇费心力的问题。对于异己势力，原则上，韬略家们仍然采用分的稻略。
曹操对于异己力量的态度有两种：一是保留，因为这样做，利大于弊；二是铲除，因为任其发展，尾大不掉，终将形成危害自己的阻力。如攻克雍丘，张超自杀，翦除袁绍的同盟。孙权为了对付曹操，将荆州借给刘备，为敌树敌。尽管有人提出刘备今后必将为患，宜及早拔除，但孙权迫于当时形势，不敢轻举妄动，反而扶助刘备，保留异己力量的存在。
当一派实力还不够强大，需要更多的力量予以支持时，决策者则采用合的韬略。
所谓合，是指联合、组合、合并、合力，将部分组合为整体，使分散调整为集中，使离散转化为聚合，使弱小改变为强大。在三国时代，分多合少，即便为合，也是一种被迫的、不平等的，付出巨大代价的。被合者往往失去未合之前的权力、地位，没有生命保障，没有自主权。三国时代的合，是一种形势使然，决不是所有人都心甘情愿的，这对于主动与被动的双方，均是如此。
袁绍计夺冀州之时，采用的是远交近攻之术，这是一种合的韬略。袁绍联合公孙瓒，让他攻打冀州，对韩馥造成正面压力，然后率军压向冀州，使韩馥走投无路，同时派出说客进行游说，终于迫使韩馥拱手让出冀州，但袁绍并不因此感谢公孙瓒，而将下一步的进攻目标对准了公孙瓒。与公孙瓒合的目的是为了自己，一旦达到目的，便兵戎相向。后来，公孙瓒与袁绍打得难解难分时，以和亲方式，敌为友，不过这种合是十分短暂的，最后，公孙瓒是在袁绍强大的攻势下死去的。
曹操精通合的韬略。张绣曾攻杀曹操爱子、猛将，陈琳曾作檄文痛骂曹操，许攸为袁绍谋臣，逃归曹操，张鲁为一方诸侯投降曹操，刘备为天下英雄，受屈时投靠曹操……曹操均能克制私忿，一概接纳，封以高官，许以重禄。这不是曹操的宽宏大量，而是曹操为了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塑造自身良好的形象所使然。一旦阴谋得逞，曹操就会原形毕露，赶尽杀绝，手段残忍，毫不留情。
远交近攻、扩大同盟、化敌为友、网罗人才、与众相得、招降纳叛、笼络人心、裂土分疆……都是合的韬略所演化的具体原则，这些原则在三国时代，得到极广泛的运用，从而使得三国形势强弱时易，复杂多变，难以预料。
分化瓦解，合纵连横，是早在三国时代以前即被运用的韬略。分合即捭阖， “捭阖者，天地之道。”“捭阖者，道之大化。”(《鬼谷子·捭阖第一》)纵横捭阖原为先秦时代纵横家韬略心法，且多用于外交，而三国时代，分合韬略的适用范围则无所不至。
对于分合韬略的经典性论述，除了《鬼谷子》一书比较集中以外，接下来就数《孙子兵法》了。孙子强调“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军争篇》)其意是用兵作战要靠诡诈来取得胜利和成功，要根据有没有利益，或利益大小而采取行动。要运用兵力的分散和集中营造种种变化。孙子在《虚实篇》中讲到，要使我方集中兵力，“我专为一，敌分为十”，只有这样，以十击一，以众击寡，才能稳操胜券，战而必胜。这是敌我势均力敌的状态下，战胜敌人的有力措施。
三国时代成功的韬略家们都紧紧把握分合韬略的内在辩证关系，这种内在辩证关系表现为分合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
面对黄巾军强大的攻势，东汉朝廷的有识之士建议解除党锢，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镇压黄巾起义。事实上，东汉统治层内部由分到合的转变，是农民起义所遇到的最大阻力，正是这一转变，使得整个统治阶级暂时将目标对准起义军，利用其文韬武略方面的优势，最后剿灭了这场大起义。
在三国时代的各大集团中，曹操集团是运用分合韬略最成功的一个集团，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就是同最具潜在的、传统的、无形的、巨大的皇权势力联合的高明韬略，这使曹操在扫荡群雄，兼并北部中国各大势力时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有力作用。相反，袁绍则对皇权势力采用分离的韬略，这种表面受益，实际受害的作法，在很大程度上给自己带来了发展不利的因素。
孙刘之合，有曹操赤壁之败，形势鼎足之分。孙刘之分。有蜀汉猇亭之败，刘备白帝之哀。吴蜀再合，有诸葛亮南中之征，北伐之举。曹魏南下攻掠，受制于这种联合；东吴江山之固，得益于这种联合。
三国时代，分与合的决策，演化成和与战、强与弱的结局，其中的得失利弊，令人深思。

红叶舞秋风

韬略的酝酿、制定、实施、完成，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以深密为运行的法则，这是三国韬略家们在血与火的实践中得出的共识。
早在战国时代，就有过“事以密成，语以泄败”(《韩非子·说难》)、“谋泄者，事无功。”(《战国策·齐策三》)的规箴，但三国时代的智囊谋士，则将古人的警语编织到深浅韬略的理论框架之中。
从这一理论框架的纵向而言，有两条思维射线：逆行为深根，顺走为深远，要求韬略的标杆立在深思熟虑、深谋远虑的品极上。
逆向思维要求将思维定势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折，关注已经过去的年代中的事，使韬略的设计能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中国古代社会属于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格局，战争与动乱，对农业的破坏、对农民的伤害是极其巨大的，如果一个决策者对这些历史情况熟视无睹，那他们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胜利者，这些问题将始终困扰着他们，使他们一刻也不得安宁。曹操的后来居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青州黄巾军的改编、对屯田政策的贯彻到底，这使他在日后的中原争霸中有了雄厚的资本。而这两项决策，就是深根原则的典型例子。古代中国，是个君主专制的社会，无论这种体制的弊病有多大，皇权至上的观念，却已深入每个人的灵魂之中，在被毒害的心灵尚未得到清洗之前，对皇权的否定就会导致失去民众，群起而攻之的被动、不利局面。三国韬略家们对这一点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各派政治势力均在抢夺控制东汉朝廷、摆布末代皇帝的机会，只是识力有深浅，目光有长短，力量有悬殊，结果是一些综合条件好的势力抢先一步，曹操集团就是这种综合条件好的势力。董卓因浅识而丢掉这一控制权，袁绍因缓识而错过这一良机，刘备因深识而打着振兴汉室的旗帜，袁术因无识而迫不及待地取而代之…… 各种势力所作所为，多多少少了解到传统的力量，只是措施不同，后果大异。
顺向思维要求将思维之箭射向极限，这就使得谋划过程、决策关头顾及深远悠长的视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常人与韬略家的区别，也正在于谋划的深浅。 诸葛亮的《隆中对》，荀彧、郭嘉的袁曹优劣论，曹操袁绍的形势论，孙权抗曹与否中的主战论，……无一不是深谋远虑的典范。这些实践，翻开三国的历史，俯拾皆是。
深浅理论的横向坐标，也有两条思维射线；一是深交、深结，二是深藏、深密，要求韬略的标杆插向深情厚谊与深藏若虚的峰峦中。
在刘备的阵营中，君臣关系、将帅关系之融洽，是中外历史上少见的。早至刘备访诸葛亮，有如鱼得水之感；晚到白帝城托孤，有死而无憾之叹。刘备集团是三国所有争霸势力中内部团结得最紧密的一个集团，这一集团之所以由无到有，由弱至强，与深交原则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结果，实质上与刘备善于运用深浅韬 略的素养有关。刘备与庞统等率军进军益州，庞统提供了三大对策，刘备取其中策，就是基于深浅韬略。尽管刘备的选择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却能反映他本人的决策思想，得人心之浅而行动目的之深是相矛盾的，有风险的。刘备的退出襄樊，进兵江陵过程，也反映了这一思想基调。至于董卓之用吕布，曹操之逼荀彧，孙 权之责陆逊；袁术之待孙策，刘表之遇刘备……则表现了很大的失误，当然，造成后果也是严重的。
三国韬略家吸收了古人的深密、深藏思想，保障了重大决策的胜利前提。荀彧的奇策密谋，贾诩的藏而不露，邴原的隐夺君意，周鲂的密不透风以及无数类似的史实，具体地、多方面地继承、丰富了古人的深藏思想。深藏原则的运用在三国时代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堵绝了间谍之路，赢得了变化的主动，弥补了己方的缺陷，营造了虚张的声势。以弱胜强，以小击大，以寡敌众的胜利，无一能离开深密原则的执行。
深浅韬略在实践上的运用程式是，以深击浅，以深对深，变幻深浅，深入浅出。
孙坚大败董卓、曹操入主兖州、周鲂击获彭绮、司马师扑杀李丰、魏平诸葛诞等事件，胜利的一方无不运用以深击浅的深浅韬略原则。
每当有关双方都能发挥智囊决策之时，都能正确运用深浅韬略之际，一方改变另一方的唯一办法，就是以深对深。韬略家与决策者之间的关系，都是属于这一类型，这是内部双方的一种以深对深。至于外部，刘备从曹操、袁绍阵营中脱离，诸葛亮动员孙权主战，即是成功的例子。
至于深浅变幻，在高明的韬略家手中，更是运用自如。贾诩的人生经历，择主态度；荀彧、许攸的弃暗投明，改弦更张；张松、法正的易帜；曹操、司马懿的密谋……都表现了深浅形迹与手法的变幻。
而深入浅出则表现了韬略家的从容和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天下大事成于细，天下难事成于易，细与易是向着大与难的方向，浅是为了完成和实现深层的计划。曹、刘、孙三大集团的发展过程，即是深入浅出，由浅致深的过程。
三国时期，深浅韬略也充分体现在韬略家的个人素养上，其中深沉如曹操、司马懿，深思如诸葛亮、荀彧，深邃如高堂隆、谯周，深奥如程昱、贾诩、郭嘉…… 他们对于历史、典籍、现实、未来的那种深入思考和深切体察，表明深浅韬略作为行动的准则，已化入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灵魂深处之中。

红叶舞秋风

三国时期，韬略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往往两个对抗的集团，均有高层次、高水平的韬略家在运筹帷幄，出谋划策。这样一来，使用常规的韬略便不容易取得明显的效果。韬略家们在不违背常规韬略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创立了许许多多的韬略变体。正是这一点，构成三国时期韬略理论上的特点。
远在三国以前，中国的历史已积累了大量的韬略原则。韬略运用中忌讳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照搬照抄、生吞活剥，讲究灵活机动，随机应变的思想，早已形成。至于如此自然贴切、广泛普遍、频繁不断地被运用于政治、军事、外交上，则是三国时代的特色。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无不精通机变；曹操用兵，仿佛孙吴，富于机变。田丰、沮授因机设策，灵活多变。荀彧善于以正御敌，以变取胜。贾诩随时应变，料事如神。何夔因时制宜，程昱因敌制胜，郭嘉临敌制变，董昭通权达变，刘放临机决断，贾逵因利制权。任峻、苏则、张辽、张邰、徐晃、李典、杜袭、赵俨、高柔、孙礼、辛毗、高堂隆、田豫、牵招、王基、邓艾、诸葛亮、李恢、孙权、陆逊、陆抗、周鲂······都曾成功地运用韬略中的变化原则，营造有利条件，夺取胜利。
无论是使用常法抑或变法，均不是目的，决定常变手段的是实际情况，“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周易·系辞》)“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左传·宣公十二年》)“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能够因敌变化而取得胜利，就可以说是达到神妙的境界。人们将良将用兵比作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如果病变而药不变，则无法治愈疾病。
三国时代人们运用韬略，打破常规，从理论上概括，其变化方式大致有如下数种：
一是识机制变，即依靠所具有的真知灼见，洞察事物、事态。制定对策，变换方针，这类蹈略原则有因机制变、因机而起、伺机而发、随机应变、因机立胜。变化的依据是机，是—种对谋方行动极其有利的机会。黄巾起义的爆发，大赦党人的策略，曹操孤军击董卓，群雄无视汉王朝的存在而竞相割据。献帝东归，曹操集团对付袁绍二子之策，曹操颁布唯才是举令，孙、刘决定联兵抗魏，发动赤壁之战，诸葛亮在猇亭之战后恢复吴蜀友好关系，谯周对蜀汉政治出路的设计，羊祜、杜预灭吴计划的改向等等，均是反常为变，取得大功。能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识机见势，随之而动，变换策略，变换主客，变换敌我，变换利弊，就能营造大的前途和命运。也正因为如此，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以其才识的高超而受到各大集团的欢迎。
二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即根据形势、条件、环境、情况而制定方针、变换对策。运用此类变化方式的范例，在三国时代俯拾皆是。
三是根据处境、形态、价值、功能、目的等综合运用韬略，产生令人高深莫测的变化。贾诩劝张绣与刘表连和，受到曹操的攻击。曹操退兵后，贾诩警告张 “不可追也。追必败。”张绣不听，果如贾诩所言，大败而还。此时贾诩认为，“促更追之，更战必胜”，张绣不解，贾诩指出“兵势有变，亟往必利。”(《三国·贾诩传》)结果取胜。实际上，这里贾诩之所以料事如神，在于根据曹军处境合性地使用韬略。曹军退兵时，曹操料知将有追兵，故自率精兵断后，贾诩不同意张绣袭击，是因为坚持避实击虚韬略。第二次进击，则本着击其不备，以强击弱韬略。至于重大战役，取胜的一方无不从处境、形态、价值、功能、目的出发、综合性地使用韬略。如官渡之战，曹军使用的韬略就有：以正御敌，以奇制胜，争地必取，牵引制约，扩大同盟，争取中立，巩固后方，拔除隐患，声东击西，分散切割，诱之以利，以逸待劳，釜底抽薪，招降纳叛，攻其不备等韬略。赤壁之战，孙刘联军使用的韬略有：取长补短，以长击短，以逸待劳，示形作伪，扩大联盟，以少胜多，知己知彼，以战止战等等。孙子说过：“五形无常胜”，“四时无常位”(《虚实篇》)，而“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五色之变，不可胜观”， “五味之变，不可胜尝”，“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势篇》)，因变制变，因变制胜。三国韬略理论对于变的综合运用，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三国时代改变了秦汉以来两大集团对抗的格局，使形势走向三极竞争，这本身也是综合运用韬略的结果。
常变之间，有一个制约的关系，如前所述，韬略变体是在不离开、不违背常规韬略的前提下才能奏效的。吴、蜀末年，最高统治者昏庸无识，倒行逆施，自毁长城，自相残杀，严重违反蹈略常规，等待他们的结果也只有自食恶果，自取败亡。
“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能因敌变化而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篇》)三国韬略家们正是以此古训为最高境界，在实践中形成了常变韬略理论的丰富内涵。

红叶舞秋风

先后韬略的运用，往往与能否迅速达到目标直接相连。正因为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所以三国韬略家们均将其作为重要的致胜手段而加以使用。
三国韬略家注重在三个层次上使用先后韬略。
首先，是运用于对时机的认识。先见为明，后识为暗。先知为哲，后觉为凡。在这一层次上，先为贵，后为贱。著名的韬略家，无不具备远见卓识。董卓之乱后，荀彧弃官归家，对父老乡亲们讲：“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而乡人怀土，犹豫不决，只有荀彧率领宗族到冀州。后来，董卓派遣李傕等将领出兵关东，所过之地，多所虏略，直到颍川、陈留，荀彧乡人当时被杀死的很多。此外，荀彧预见董卓必败，指出：“卓暴虐已甚，必以乱终，无能为也。”作这一断语之际正值董卓威临天下，不可一世之时，此后，果如荀彧所言，董卓身败名裂。荀彧单身见郭贡，分析曹袁优劣的“四胜”之论，寝曹操九州之议，无不识于机先。荀攸发奸吏，和袁谭，贾诩力劝张绣降曹操，刘备识民心，诸葛亮测形势，孙权知虚实，陆逊料兵势……先见致胜、致福、致成之例，不胜枚举。决策者、韬略家思想认识的深度、广度，决定了个人或集团的前途、命运。先识者部署在先，行动在前，往往轻而易举地击败后识者。曹操击袁绍之子，而敢于不顾刘表的釜底抽薪，击刘备而敢于不顾袁绍的长驱直入，刘备取益州而敢于从容部署等重大决策，都是建立在对手的后识、缓识、误识和无识基础上。
其次，是运用于决策程序之中。“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吕氏春秋·先己》) “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兵法·形篇》)三国时期，各大集团在决策程序中，使用先后韬略是极其频繁的。决策者大量搜求智囊，成为三国争霸的一大特征。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均在事先经过多次反复的谋划，而后付诸实施。相反，那些不善于运用先后韬略的决策者，往往临时断决，仓促应付，缺乏周密的磋商，其结果无不失利。即使有少数偶而成功的例子，也帮助不了他们取得最终的胜利。
第三，是运用于行动过程之中。在一般情况下，先发制人原则往往收效更大。曹操、臧洪、郑泰、刘劭、胡质、钟会、张昭、周瑜、庞统等韬略家，在这方面均有成功的实践。先发制人，往往出人意料，夺人先机，争取主动，获得优势，在敌手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已经制他们于被动，甚至于死地。决定先发，需要有第一、二阶段先后韬略的奠基，只有认识超前，谋划超前，才能保证行动上先发的成功，否则，先发之举就可能成为轻举妄动，盲目行事。而与先发制人的情况相反，后发制人则往往更具打击力，因为先发是基于认识与谋划的超前，是与对手抢夺时机等有利条件。后发则基于对敌方薄弱点的制约，更多的是对敌方已有优势或实力的反击。吕蒙、陆逊袭荆州、陆逊败刘备、司马懿制曹爽、司马昭防钟会等，均是很著名的后发制人范例。
先后韬略的三个不同层次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往往是综合、交叉、连续使用的，无论是哪个层次、阶段，这一韬略的核心和目的均在于制人而不制于人。在时机面前，“先即制人，后则为人制。”(《史记·项羽本纪》)在严峻而复杂的形势面前，先思后行，万无一失。在具体的行动过程，先后随时，动静无咎。在三国韬略家眼中，可以采用先下手为强之法，又可用后来居上之计。群雄争霸，三国鼎立，谁也不会输给谁，其全过程，就有先后韬略的重大影响存在。董卓、袁绍先强后弱，曹操、孙权先小后大。刘彰先居益州之地，刘备后来占据其境，…… 先后韬略实际上起着转移空间、掉换主客、改变胜败的非凡作用，因而使得一切行动都能游刃有余。而不致于进入死角，受制于人。
除了在认识、谋划、行动中使韬略主体具备全面的、整体的思维方式之外，三国韬略家还特别注重先后韬略的另外一大侧面，即其思维的内容。军事上，究竟是先攻后守，抑或先守后攻；先声夺人，抑或后发制人。先内后外，还是先虚后实。外交上是先合后分，抑或先交后离，政治上是治道为先，抑或征伐为先；立本为先还是以末为先……一旦将先后韬略的形式与内容巧妙地结合到一起，就能打出一个新天地，就能转危为安，起死回生，就能稳步、迅速地接近既定的目标。

红叶舞秋风

两军交战，如何使怯者不得独退，勇者不得独进，发挥整体优势，取得最大效益，是三国韬略家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使怯懦者有刚猛胆魄，勇猛者有文韬武略，更是三国韬略家改造形势，扭转敌我力量对比的难题。
何进握有重权，面对宦官专政局面，却束手无策，怯懦如鼠，以至调动京城之外的军队，加以镇压。结果纷纷扬扬，走漏消息，被宦官设计，斩于宫闱之中。造成董卓进京，引狼入室，废黜少帝，改立献帝，京都大乱。在此之前，曹操听说何进的对策，大加耻笑，以为：
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以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而袁绍诛杀宦官的情形是：
勒兵捕诸阉人，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形体而后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犹见及，其滥如此。死者二千余人。
何进之策，为怯者所为；曹操之论，为智者所言；袁绍之行，为外勇内怯者之举。决策者的气度品性，雄勇怯弱之异，造成截然不同的后果。依曹操之智，何进擒宦官“一狱吏足矣”，袁绍制宦官“不当假(通‘借’)以权宠”即可，根本不必兴师动众或大张杀伐。而曹操之智的价值所在，是启发人们作这样的思考：智谋韬略可以赋于人极大的勇气，也可以节制鲁莽刚暴之勇。换言之，在韬略家手中，勇怯的情状可以逆转。利用这一逆转，即可创造勇怯韬略。
韬略家们认为造成勇怯的区别，除了人的自然禀性之外，还在于人们对于客观世界、外部形势的认识与否。曹操深知董卓无道，不顾兵力单薄，西进荥阳汴水，虽败于董卓将领徐荣，但豪气冲天，表现了非凡的勇敢。相反，关东联军十万之众屯兵酸枣，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不敢进兵，其统帅对形势的认识浅薄，决定了行动上的畏惧怯懦。荀彧之所以在官渡之战曹军兵力为袁军的十分之一，被围缺粮，岌岌可危之时，连曹操都要打算退兵之际，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关键在于他认识到“先退者势屈”之理，曹军扼袁军之喉使其不能前进之势，袁曹双方已对峙半年，袁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之机和出奇制胜之时。
赤壁之战前夕，孙权接到曹操的一封书信，上称：
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东吴上下震恐，胆破心惊，议者都认为：
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指孙权)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三国志·周瑜传》)
东吴大臣如张昭、秦松等人慑于曹操的强大威势，纷纷认为双方实力悬殊，主张投降曹操，表现了怯懦的心理。而诸葛亮、鲁肃、周瑜等深入分析双方，不被表象所蒙蔽，认为曹操南下，利少弊多，双方交战，取胜可能性极大，因而生出无限胆略，力主抗战。正是因为诸葛亮等韬略家的真知灼见，高瞻远瞩，才带来抗战的百倍勇气。勇怯之别，受认识的影响，由此更可察见。
魏吴合肥之战，也是能阐述勇怯之别受智略影响的深刻道理。曹操征伐汉中的张鲁，留七千人屯守合肥，孙权率领十万之众，将合肥团团围住，张辽、乐进、李典遵曹操之计，奋力抵抗。张辽表现尤为出色，披甲执戟，冲锋陷阵，叱孙权于万军之中，拔部众于重围之内，勇猛如虎，使得吴人夺气丧胆，合肥城十余日保守完好。张辽固然为魏勇将，但更因为他是智将，所以敢于信心百倍，以寡击众。战前，张辽有一个思想认识：
公(指曹操)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 (《三国志·张辽传》）
三国韬略家们还认识到，勇怯之别，在于外部压力的大小与否。于是，勇怯韬略的使用，便讲究营造各种压力，使勇者为怯，怯者为勇。曹操反击刘表、张绣联军，运用步骑夹击，大获全胜。荀彧询问原因，曹操指出：“虏(指刘、张联军)遏吾归师，而与吾死地战，吾是以知胜矣。”(《三国志·武帝纪》)原本曹操前后受敌，形势十分不利，然而曹军为返国之兵，士气奋发，又陷入死地，不力战则无路可走。外部的高压，激发了士兵的潜在能力，人人浴血奋战，终于变怯为勇，击败敌手。曹仁励众胜敌，于千军万马中救出部将牛金。赵云面对强敌，急中生智，设空城计破敌。三国时期，在强敌面前，危急之中，使怯者为勇之例，是相当多的。至于虚张声势，声东击西，示形作伪，设为疑兵，迫使强敌退兵，勇者丧胆之例，亦不胜枚举。
三国勇怯韬略的使用，还讲究互变之术：大勇若怯，大怯若勇，勇生于怯，怯生于勇。大勇若怯旨在使对手解除思想上的武装，不以为意，然后猝起，予以致命的打击。陆逊反击刘备，司马懿谋除曹爽，吕蒙、陆逊对待关羽等，均属此类。大怯若勇，是营造虚势，恫吓敌方，以便撤退。陆逊从襄阳退兵，孙坚击海盗胡王，于鲁阳城收兵等，均为典型。而勇怯之变，则由势而成。
三国争霸，离不开力的拼搏、智的较量，力搏以智为本，智斗以力为用。而力斗中勇怯异势，则胜败有别。由于三国韬略家们创设的勇怯韬略能改变争斗双方的原有力量对比，使勇者丧魄，怯者壮胆，因而被广泛运用。而那些影响历史发展、形势格局变化的重大设计，则是高明的韬略家的杰作，非一般人士所能效法。

红叶舞秋风

三国时代是个动乱的年代，这种动乱，忽如暴风骤雨，使人难以行动；忽如万马奔腾，使人不可抵挡；忽如洪水猛兽，使人落荒而逃；忽如惊雷闪电。使人猝不及防。个人、集团、乃至一个政权，如何在这种难以逆料的动乱中保持正确态势，就成为—个十分现实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选择，成了三国韬略家和统帅们的最高使命。作为选择的基本型式，动静理论便成为引人关注的课题。
三国时期的动静理论，最大限度地吸取了传统的成果。从态势的营造上，不动如山、动如雷震。从价值观念上，非利不动，合于利而动。从目标的确立上，动而不迷，动而胜人。从运用的灵活上，悬权而动，动于九天之上。此为善动的标志和原则。从动与静的内在原理上，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反过来 将这一原理运用在实践中，便产生形形色色的从静、动、止、行出发而去达到安、危、方、圆的目的。
三国时代动静韬略的新的发展，重点表现在互补性、隐秘性和制约性上。
无论三国时期的军事、政治或外交、一动一静均意味着决策的效益趋向，发展过程中往往也同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力量制约。因此，动静韬略的使用，一般都以决策者的眼光见识来作为选择的前提。察而后动，谋而后动，见机而动，视利而动等原则，几乎成为这一时代韬略家们的规箴。
动静韬略中的互补性原则，被三国时期的韬略家们所充分认识。互补性原则的具体内容是：一动一静，一静一动；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整体动而局部静、整体静而局部动；外动内静，外静内动；先动后静，先静后动等等。官渡之战期间，曹军正面动而侧面静，对西部割据势力采用稳定、妥协的办法，以免背腹受敌。前方静而后方动，根据袁绍个性，敢于出兵，击败刘备。正面牵制袁军，出奇兵捣毁袁军后方基地。一动一静、—静一动的动静韬略使曹军化不利为有利，有力地发挥了原有的实力。孙权在对魏蜀的外交策略上，基本型式为联蜀抗魏，但也有时联魏抗蜀，其韬略手法，也不出一动一静和一静一动，避免多方受敌，难以应付。诸葛亮受命于动乱危难之际。运用动静韬略的互补性原则，较好地处理了东西线的关系、内外关系、军事与政治关系。
与互补性原则密切相关的是隐秘性原则。动静韬略的互补性原则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得有隐秘性原则作掩护，方能奏效。隐秘性原则的具体内涵为，阴动阳静，阳动阴静。刘备投奔袁绍、曹操，庞统袭夺益州之策，诸葛亮游说孙权抗击曹操，吕蒙向关羽攻击，吕蒙计败郝普，诸葛亮北伐退兵，陆逊撤围退兵，吴杀诸葛恪……无一不用阴动阳静的韬略。而诸葛亮进兵南中，孙吴解决賨越问题，都是阳动阴静韬略的成功典范。动静韬略的制约性原则，主要指以静制动。孙坚静退董卓围攻。张辽静定军中之乱，荀彧反对曹操围击张绣，赵云空城计。诸葛亮在刘备死后的治国方略，司马昭制服钟会，羊祜、杜预的对吴策略……极大限度地发挥了以静制动韬略的作用。田丰、沮授、贾诩、傅干、张范、田畴、崔琰、华歆、司马朗、杜畿、张辽、傅嘏、桓阶、崔林、郭淮、王基、诸葛亮、王平、孙坚、吕蒙、陆逊等韬略家，均是运用以静制动韬略的高手。他们在实践中创设了十分巧妙的计策，将以静制动的动静韬略原则推进到—个新的台阶。
由于三国时期玄学的兴起，《老子》、《庄子》、《周易》思想广为流传，这使以静制动的韬略原则、动静韬略中静的思想内涵得到了很大的发挥。面对动乱的形势，曹操视之若闲，以为御之以道，则能化乱为治。诸葛亮则满怀信心。宁静以致远，指点江山，规划鼎足之势。在曹操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下，周瑜神闲气定，部署有方，以静制动，以逸待劳、表现了宽阔的胸怀和气度。乱世之中，却有无数镇静之士，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形成与时代形势的鲜明反差。所有这些，均表明了三国时代动静韬略的发展。韬略家们坚信暴雨不终朝，乱去治必来的规律，镇静自若，因势利导，从事物发展的内在趋势、世界演变的长远轨迹出发，谨慎地进行选择，大胆地从事行动，努力从事物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因素双方考察，决定动静。使事物的发展沿着既定路线进行，从而取得预期的良好后果。

红叶舞秋风

社会形势，倏忽变化。窥其内幕，常与决策者运用虚实韬略密切相关。
汉末黄巾起义的初期阶段之所以发展迅速，惊天动地，关键在于起义领袖选准时机，乘虚而起。东汉王朝的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宦官势力的恶性膨胀。人民反抗情绪的与日俱增……都构成王权的削弱，统治板块内部出现裂痕。所有这些，都是虚的表现。起义者经过长期的酝酿，以严密的组织，选准突破口，终于掀动大潮，初战告捷。
公元200年，刘备利用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对峙、曹操势力无力他顾之机，在曹操腹地汝、颖一带展开攻势，这一乘虚而入的战略，使曹操深为担忧。只是刘备实力尚未强大，根基不稳，才被曹仁击败。否则，官渡局势将更加严重，曹操败亡就不可避免。
三国时期，精于乘虚而入之道的稻略家为数不少，他们抓准时机，果断行动，无不效果显著。
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中指明的争夺荆州、益州，鲁肃、周瑜建议经营江东，极长江而据，与曹操争锋，都是运用虚实韬略，争雄图霸的大计。吴蜀都是乘曹操在中原扫荡群雄，无力他顾的总趋势下，跳出中原激战的游涡，经营南方，虚处立足，增强实力，北上争锋。其中所贯彻的避实击虚、先虚后实的韬略指导原则，是十分清楚的。
虚是空虚，空隙，虚弱；实是坚实，强固，实在。乘虚而起、乘虚而入，乘虚蹈隙在实质上就是利用敌方的危难之机、空虚地带、矛盾冲突、薄弱环节，发挥己方的实力优势，予以打击、拓展。曹操之兴，是利用群雄在政治上的缺乏远见，经济上的缺少基础，争取主动。刘备、孙权则是利用地理环境，立住根基。
《孙子兵法》道出了势如破竹，锐不可挡的一大奥秘：“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虚实篇》)乘虚而进，如入于无人之境。敌人之所以无法抵挡，是因为攻击之处正好是敌人防备的空虚之地。《孙子兵法》总结了用兵作战中虚实原理的重大作用与价值。孙子说：“兵之所加，如以碫击卵者，虚实是也。”(《势篇》)意思是军队向敌方发动攻击，好像以石击卵那样无所不破，关键就在于掌握了虚实这一战略战术，运用了以实击虚的原理。孙子明确地指出：“兵之胜，避实而击虚。”(《虚实篇》)战争的胜利，总是避开敌人的坚固之处，攻击敌人的空虚薄弱之处。吴蜀猇亭之战，年轻的吴国将领陆逊火烧蜀营，大败刘备，采用的就是避实击虚韬略。孙策取会稽，吕蒙夺荆州，邓艾灭蜀汉都是运用避实击虚、批亢捣虚韬略的成功范例。
三国韬略家在政治、军事、外交斗争中，发展了虚实思想，使得虚实的运用范围扩大，虚实原理的外延拓展，虚与实两者关系的互换变化，从而将虚实原理的运用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
刘备与曹操的周旋，杜畿稳定河东、司马懿与曹爽的争斗，采用的是深藏若虚、虚与委蛇的韬略。董卓拥兵入京，手下只有步骑三干，为了营造优势，慑服远近，他每隔四五天，就于夜里派兵离开洛阳，驻于城外，第二天早上，再整军入城，大张旗鼓，惑人耳目。洛阳内外以为凉州援军又至，却不知董卓在使用虚张声势的韬略。
此外，孙坚遇盗，神闲气定，单刀直入，假装指挥部众，部署围剿，使盗贼溃散逃走。陈登在寡不敌众的严峻形势下，于城外十里之地设立军营，遍置干柴，至夜间放火，若援兵突临之势，使孙策的进攻部队惊惧溃逃。陈登跟踪追击，大获全胜。程昱夺回东阿县城，蒋济解除合肥之围……无不使用虚张声势的韬略，智退敌兵。
三国时期，韬略家们受虚实思想启发进行了虚实互变的稻略实践，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类实践中最精采的范例，要数赵云的空城计。
公元219年农历三月，曹操统率大军从长安出发，经斜谷到达汉中，刘备采取凭险固守、不战疲敌的策略，不与曹操交锋。曹军运粮至北山下，蜀将黄忠率兵前去劫粮，久未返回。赵云带领数十骑兵出营巡视，与曹操大队人马相遇。赵云临敌制变，以攻为守。曹军追至赵云军营之前，赵云退入军营，洞开营门，偃旗息鼓。曹军怀疑内有伏兵，随即后撤。此时，赵云下令擂起战鼓，并用强弓劲弩在后面猛射曹军，却不追赶。曹军见状大惊，纷纷夺路逃窜，结果自相践踏，很多人落入汉水而死。第二天，刘备来到赵云营中观看阵地，感叹子龙(赵云之字)浑身是胆。
虚而虚之的韬略是指本来虚空弱小，却又故意以虚弱示敌，使敌人产生疑惑，以为以弱相诱，以掩其实，而不敢轻举妄动。
实而虚之，虚而实之，实而实之，虚而虚之，先虚后实，先实后虚，外虚内实，外实内虚，虚虚实实，虚实相乱……所有这一切，都是虚实韬略的灵活运用。虚实原理的要害在于营造优势，避实击虚。使敌方之实因我方之避而变为虚，形同废物；使我方之虚因敌方无备而变为实，反客为主。
法不过攻守，术不出奇正，势不离虚实。识虚实之势，则无往而不利。因为避实击虚，于势为易。通虚实之变，则无往而不胜，因为争取主动，有备无患。
虚实两者，必相辅相成，相生相存，方能奏效，若一味主虚，必成无烛之光，无水之气、一经识破，必遭灭顶之灾。而无虚之实，则呆板笨拙，不能发挥其固有的潜力。
从认识虚与实的现象，进而运用虚实原理，最后到发展成为虚实互变的思想，三国时代，经历了一条漫长而艰苦的探索。三国稻略家们的斗争实践，丰富了虚实理论的内涵，他们的贡献，正如后人在《草庐经略·卷六·虚实》中所总结：“善兵者，必使我常实而不虚，然后以我之实，击彼之虚，如破竹压卵，无不摧矣。虚实在敌，必审知之，然后能避实而击虚。虚实在我，贵我能误敌，或虚示之以实，或实而示之以虚，或虚而虚之，使敌转疑我为实，或实而实之，使敌转疑我为虚。”所谓虚实在敌，即指营造虚实态势的主动权在敌方，在客体；而虚实在我，则指营造虚实态势的主动权在我方，在主体。
类似的议论，还见于《投笔肤谈·兵机第八》：“故敌之实，我虚之；我之实，敌不可得而虚也。敌之虚，我乘之；我之虚，敌不可得而虚也。我实其实，将以从敌也。我虚其虚，将以疑敌也。我实其虚，将以违敌也；我虚其实，将以致敌也。虚实之机，变生于敌，渊微之妙，鬼神莫知，然后能狃敌而成功。”这里强调运用虚实的关键，在于根据敌情而作出相应的变化。只有把握虚实之变的深奥精微之妙，达到神鬼不知之境，才能麻痹敌方而夺取胜利。正是这样的胜利，改变了敌我友的形势与格局，使之朝着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发展。

红叶舞秋风

进不可御，退不可追，是古人追求的行动境界。三国时代，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盘根错节，对立双方有时势均力敌，旗鼓相当，进退维艰，左牵右挂。如果决策者们稍有不慎，陷入绝境，则难以自拔。进退之际，实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地狱之门就在脚下，熊熊烈火尾随身后。
三国韬略家运用进退韬略，除了遵循“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左传·宣公十二年》)，“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左传·昭公十五年》)等原则外，还作了大量发挥和积极的探索。
首先，在进与退的取向上，总结了不少有益的原则。决定进的根据是利、机、虚、需。见利而进，已成为当时十分明确的共识。东汉王朝的崩溃已成定局之际，各路英雄豪杰见有利可图，奋起而进。东吴在曹操大军逼近的情况下，大臣求和．君主狐疑，孙权经智囊们点悟，终于明白事理，见利而进，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至于袁绍不乘曹操东袭刘备之际发兵南下，刘表拥兵自重，不乘曹袁官渡之时北上，对于大利视而不见，等到对方腾出手来，则被动挨打，悔之已晚。见机而进，见虚而进，见需而进等原则，都是对以往见可而进的具体推衍。与进的根据—样，决定退的根据是害、实、强、劲。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知难而退，适可而止，避实就虚，避锐击惰等均为退的原则。
第二，深入挖掘进与退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发挥退的积极性，以退为进，保持主动。曹操赢得官渡之战后，袁绍之子袁尚、袁熙统领数千人马逃奔公孙康。公孙康担心曹操攻击辽东，怕自己难以抵抗，便收留了袁氏弟兄。后来曹操征服乌丸，逼近辽东。有人建议急攻辽东，以便铲除隐患，而曹操以退为进，使公孙康杀掉袁氏弟兄。曹操深知“急之则合，缓之则离”的韬略原理，利用征服乌桓的神威和公孙康担心袁氏兄弟将危及自己地位的心理，发挥退的特殊作用，消除对公孙康的压力，以增加、突出袁氏兄弟久居辽东，鹊巢鸩占的矛盾，移花接木，借刀杀人。如果遇到必须要退的情况，韬略家们并不简单地作出退却的决定，而是采用两种方式。其一是主动退却。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冬，诸葛亮出散关，围陈仓，曹真率兵相拒，诸葛亮因粮草短缺，主动退兵。其二是以进为退。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孙权北征，派遣陆逊与诸葛瑾攻打襄阳，陆逊让亲信韩扁带着信件送给孙权，建议退兵。韩扁在返回途中被捕，诸葛瑾担心泄露军事机密，急催陆逊退兵，而陆逊则不动如山，安闲如常，认为受命防守战略要地，不能示退，装出进军姿势，然后退兵，表现了高度的韬略素养。
第三，在运动中改变进退的态势，使敌方猝不及防，陷入被动挨打的状态。诸如声东击西、先纵后擒、欲战姑和、回马枪、撒手锏、拖刀计、流星锤……都是以突然的定势中断，改变进退，取得奇效的。
第四，将进退韬略运用到政治、外交、人生等各个领域，大大强化了进退韬略的使用价值。
第五，将进退韬略纳入总体目标的轨道，赋于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总体意义。进与退的决策，不再被视为孤立的一项指令或措施，而是全局中的局部，整体中的个体。曹操西进，攻击董卓的倡议，政治上收“兵以义动”、“以顺诛逆”的美名；军事上，“全制其险”，“示天下形势”，占据主动地位；外交上，联络关东联军；经济上，一决而胜，减少军事费用。只因各派势力目的不同，曹操的方案未能施行。刘备西进，政治上打着恢复汉王室的旗号，军事上能占据一方基地。孙权、周瑜的全据长江计划，西进荆、益方案，亦为全局中之关键性一步。至于退的情况，从前述的史实，自可见其总体上的意义了。
三国时代，那些未能遵循进退韬略的原理，妄进盲退，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例子也是大量的。决定进或退，是走向成败的关键。进有进的轨道，退有退的航程，而一旦进退到轨道与航程中，就不能完全受决策主体的控制了。这些轨道与航程都有其自身固有的运行规律，人们很难加以扭转，因此，高明的韬略家之所以动静得宜，进退自如，就在于对这些轨道与航程的了如指掌。贾诩建议张绣进退，与曹操周旋，前败后胜，张绣困惑，经贾诩指点，才豁然明白。诸葛亮隆中路线经关羽失荆州的挫折，蜀汉的国运，终不能昌盛。只有认清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向，把握事理、物理、哲理、心理，才能真正把握进退韬略。
三国时期那些成功的决策者，总是从长远的眼光出发，制定进退，进退的最终效果往往与决策者的远见卓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何进、董卓、吕布、袁绍、公孙瓒、刘璋、刘表、袁术、李傕、郭汜、袁谭、袁尚、袁熙、公孙康、曹爽、孟达、诸葛恪、孙皓等许许多多将帅君臣，或因军事识略、或因政治目光、或因外交手腕等方面的缺陷、短视，进退失措，折戟沉舟，身败名裂，遗笑万年。相反，那些伟大的韬略家，识力超群，目光如炬，—进一退，往往与整个时代形势、社会趋向相结合，所以，由弱而强，由寡而众，由小而大，步步发展，一路辉煌。他们在进退之际，能绕过误区，避开盲点，将地狱之门留给对手，将熊熊烈焰烧向敌方。

红叶舞秋风

攻与守，就是战争中的进攻与防御。三国时期，战争频繁，军事韬略人才辈出，攻守的理论也有长足的发展。
从攻的角度而论，三国韬略家们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状态，攻的方式、内容、形态、途径都有了全新的尝试。
两军相抗，基于实力的拼搏，力攻是战争的基本内容，是取胜的前提与保障。各大军事集团无不想方设法增强实力。扩大兵员，以便进行正面的打击。但三国时代的心攻，却别具特色，与力攻相辅相成，在某些时候，甚至比力攻更富成效。因为人们认识到，“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三国志·马良传》注引《襄阳记》)郑浑在平乱中，发动百姓，以牙还牙，教育匪民，立功赎罪，广开降路，孤立梁兴。强大的心攻威力，使匪首梁兴的部下逃亡殆尽，在夏侯渊和豫章郡兵的打击下，梁兴终于被杀，匪患荡平。张辽以病危之躯、远征东吴。以其威名，使吴军闻风丧胆。实际上，曹丕命张辽南征，采用的是一套攻心韬略。田豫在南阳太守任上，以攻心之法，使囚犯效力，以致盗贼解体，郡内清静。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攻心为上，采用的是马谡和抚怀柔、征服其心的策略。笼络各族豪帅，使各族自治，征其强壮者为兵，取其贡赋，弥补蜀汉财政。攻心政策的成功，使得蜀汉在北部边境对魏作战能够全力以赴。张嶷执行诸葛亮的南中策略，恩威并施，攻心为上，成功地解决了越嶲郡少数民族反叛事件。
与力攻、心攻形态相接近的是战攻、势攻。通过作战形式达到既定目标是三国时期显著特点，因为外交途径、政治途径都不起作用了，只有诉诸武力。一旦武力十分强大，各方面又占有绝对优势时，势攻就成为可能。曹操、刘备、孙权三大集团均十分成功地运用过势攻。在强大的声势面前，敌手或缴械投降，或落荒而逃，或化敌为友，或跪迎称臣。曹操扫荡群雄，统一北方，就是利用军事上的强大，政治上的主动，以顺击逆，事半功倍。刘备攻入益州，刘璋不战而降，前提就是刘备击斩刘璋干将，长驱直入，声势显赫。刘璋感到大势已去，只有投降。关羽挟势而攻，大破曹军。西晋顺江而下，多路出击，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吴国很快被剿灭。三国时代，攻战之际，常常发挥势攻的作用，所谓“传檄而定”，就是以势攻人。势攻的前提和条件是战功，否则势亦不成，功也不立。
火攻与水攻的方式，在三国时期得到充分的运用。三国时期几次重大战投中，都曾巧妙地运用过火攻。皇甫嵩利用火攻，以弱胜强，摧毁了波才黄巾军，使黄巾军死亡数万人。官渡之战，曹操两次袭击和焚烧了袁绍的军粮军草，捣毁了袁绍的后方基地乌巢，釜底抽薪，使袁军由此走向崩溃。曹操统一北方，这是一场关键性的大决战。孙吴与刘备联手发动赤壁之战，火烧曹军，使三国鼎立的局势成为可能。猇亭之战，陆逊火烧刘备营寨，使刘备的惨淡经营毁于一旦，三国鼎立的格局最后完成。至于水攻，更是十分普遍。公孙瓒破青州黄巾军，就是使用半渡而击的策略，利用水的特性，取得成功。钟繇大破郭援，也是以未济而击取胜。周瑜发挥水军优势，阻曹军于赤壁。关羽水淹于禁七军，声威显赫。曹操听取荀攸、郭嘉之谋，决泅沂之水灌下邳，使吕布束手就擒，解除了一大劲敌。在冷兵器时代，韬略家们借助于大自然的力量，增强自身的打击力，取得了人力难以企及的成功。
除了以水火佐攻之外，三国时代的攻战主要依靠攻其无备、攻其所必救、攻其所不守的谋攻。曹操大破于毒的用兵韬略，就是攻其必救，使得围困东武阳的于毒军队回救其大本营，曹操乘势进军，取得眭固大捷。公元215年，夏侯渊进攻韩遂，韩遂退走略阳城。诸将认为应当进攻兴国城的氏族兵，以便肃清略阳城周围的韩遂势力。而夏侯渊却率军攻打羌人聚居、防守薄弱的长离。迫使韩遂军因内部羌人之危出兵相救，结果放弃险要，到平原交战，被夏侯渊打得大败。此外，孙策攻取会稽，是攻其无备。曹操攻杀吕布，是攻其未固。
从守的角度而论，三国韬略家们化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守其所必攻，使敌不知其所守，因此，守而必固。
作为防御的一方，一旦发挥内在的最大潜力，人自为战，以一攻十，就能使守地固若金汤。三国军事家防御韬略的重大理论贡献，就在于分人之兵，以攻为守，此守彼攻，借力而守。将单纯的防御改变为进攻中的防御，战略上的防御，战术上的进攻，军事上的防御，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进攻。
官渡之战，曹军以弱胜强，反守为攻，关键在采纳荀攸分人之兵的策略，声东击西，伪装要渡河进攻袁军的后方。袁绍中计，急忙中调部队西进迎击曹军，而曹操乘机引军东袭，援救白马驻地的曹军，阵斩袁绍大将颜良，大破袁军。诸葛亮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北伐曹魏，在战略上采用的是以攻为守计策。而袁绍计夺冀州，孙策攻取会稽，曹仁击走刘备，乌巢袁军之败，杜畿河东之行，邓芝出使东吴，邓艾、钟会灭蜀之战……都是此守彼攻，或此攻彼守，守攻相佐，以守助攻，以攻坚守。至于借力而守，使攻者见势而走，则运用得十分普遍，这也是三国时期各种力量发生逆转、各大集团内部、外部重新组合调整的—大原因。
此外，当一方力量不足时，就采用守势，养精蓄锐，以待时机后转守为攻，弱守强攻、却防勇战，丢卒保车，张机设阱，努力削弱敌方的强大攻势。张辽守合肥，先战后守。贾诩向李傕、郭汜献计，要求深沟高垒坚守长安，是先守后战。曹洪守潼关，以不守致败。司马懿扼秦川，以坚守为胜。守之艺术，变化无穷。三国时期的历史表明，不以战为胜，不以守为败，而是善战者胜，善守者成。
《孙子兵法》对于军事上的攻守也有过不少理论性、原则性的论述。孙子认为：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者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形篇》)孙子的意思是，那些善于用兵作战的人，总是首先设法使自己不会被敌人所战胜，然后等待敌人暴露问题，以致出现那些能被我方战胜的机会……我方之所以能不被敌方所战胜，在于采取了守势，在于防守的严密和完备；敌方出现可胜之隙、可乘之机，有可能被我方战胜，就要靠采取攻势，采取那些行之有效的攻势。决定是否采取攻守，要看兵力状况，我方兵力不足时，就采用守势；而兵力有余的情况下，则采用攻势。善于防守的将帅，隐蔽自己的兵力，如同藏于深不可知的地底一样，使敌人无法察觉；善于进攻的人，调动自己的兵力如同降自高不可测的天穹，使敌人猝不及防。所以，既能有效地保全自己，又能夺得全面的胜利。
综观三国时代的攻守实践，已经突破孙子攻守原则的禁区。由于形势的逼迫，三国韬略家们必须考虑以弱攻强，以寡击众，以轻击重，以不足击有余的问题。并且往往在许多场合，均是以不足击有余，最后夺取胜利。可见，攻守本身并不决定成败，成败取决于对攻守稻略精髓的体认。
军事上的攻守往往显得比较清楚，政治、外交上的攻守，则更加隐秘复杂。攻守不仅是一门军事艺术，同时也是一门政治、外交艺术，曹操迎天子，是守，可是守中却隐含着攻，而这种攻，绝不是一般的军事战术，其攻势之强大、凌厉，只有目睹全部三国韬略的历史，比较多方敌对集团的胜衰，才能深刻领会。但曹操迎天子，本质上采用的以守为攻政治韬略，毕竟被荀彧等人识破，形成对曹操篡位的不利因素。至于外部，刘备、孙权等人以坚决的行动，予以反击，尤其是刘备，坚持汉王朝的立场，与曹操针锋相对，并从这种对立中，获得很大的利益。
吴蜀猇亭之战，吴取守势，蜀取攻势。战后，蜀在军事上由攻转守，但诸葛亮不以少数人的恩怨为转移，匠心独运，派邓芝出使东吴，结仇敌为盟友，化干戈为玉帛，这实际上在外交上展开了攻势，赢得了蜀国东线战场的平静。
三国时代的攻守，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外交上，也无论在实践上、理论上，均有独到之处。其独到之处，可题以“谋攻智守”四字，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城。三国之势，实为谋攻智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