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凉州兵团在三国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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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收拾关洛残局，“挟天子”击败强敌袁绍，称霸华北，到赤壁战败后两击马超，整个将近二十年（自建安元年到十八年）的霸业，其中的关键性因素，就是他对于凉州兵团的成功处理。这件事一直被他的“挟天子，屯田政策，收编黄巾精锐，征乌桓（乌丸），赤壁战败”等重大历史事件所掩盖而不彰显，是三国史研究的一个遗珠，十分可惜。

反复无常的张绣

董卓死后，其凉州兵团四大将领之中，残暴反复而疯狂的李，郭，樊一一战败之后，剩下一个较“温和”的张济，为部队就食问题战死于南阳，他的侄儿张绣继承了武力，而顺势依荆襄的刘表。曹操伐刘表时，张绣降曹后又立叛，且重创曹操（杀死其两个儿子），表现了凉州兵团胡风的反复与强悍战斗力。张绣之叛，是因为曹操纳其婶（即张济的寡妻），感觉受辱，有些史论说张绣之婶也是羌族之女，有待考证，不在本文范围。这里要谈的是：不久张绣又二度降曹，并助成了霸业。

张绣二度降曹，除了他自己的反复个性之外，还有另一个“反复”的凉州奇才贾诩。这位后来成为曹魏重臣（曹丕篡汉后的元老地位）的谋士，其实是董卓之后长安关中被毁的“元凶”——牛辅暴死后，凉州兵团群龙无首，兵力分散而惶惶自危之中，是贾诩献计教李，郭劫掠长安并且沿途招兵而再壮大的。贾诩的精虑在于：他知道李，郭等不可信而谦让不居功，并且明哲保身投靠张绣做了军师。张绣二度降曹，就是贾诩分析利害而劝服的结果。所以曹操见二人来归时，高兴地握住贾诩的手说：“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

张绣第二次投降曹操，对于三国前期北方各大势力的起伏消长，具有推波助澜甚至综合归纳的作用。因为他是肆虐关洛的凉州兵团自相残杀后，留下来的唯一一支保持整齐而仍有强劲战斗力的部队，且身处曹操，刘表，袁绍三大势力之间。最初贾诩投张绣而劝他依刘表，是一时就食存活之计，后来就要考虑前途发展问题。张绣初降曹，立叛并杀了曹操二子之后，袁绍乘机派人招降张绣并致函贾诩，这是官渡大战前夕的事。当时袁曹实力是七与一的悬殊之比，张绣对曹又有杀子之仇，理应投袁反曹。这时贾诩表现了第一等谋士的眼光与智慧，以袁绍，袁术兄弟尚不相容之事劝张绣，而降曹。而曹操也有能容天下之量，不计前嫌，并且还与张绣联姻而重用他。

官渡大战的后期战役，袁绍败死后，曹军追击其二子，张绣在南皮的硬仗之中大破袁谭，消除袁氏残余势力，而确立了曹操一生霸业。所以在当时财政极度困难之下，“诸将封未有满千户者”，独封张绣食邑两千户。这是建安十年曹操霸业前期十年有成的事。两年后，曹操再征乌桓追击袁绍另一子袁尚之前，曹丕以过去“杀吾兄”的事质问张绣，使他恐惧而自杀，这是这位未来的魏文帝器宇低狭之处。

征乌桓胜利并且以重金赎回了蔡文姬之后，次年建安十三年，曹操就统率大军南下打赤壁之战了。赤壁之战后三年，建安十六年，关中地区的凉州将领马超，韩遂等，因为胡风的反复无常，而怀疑曹操派去征张鲁的钟繇对他们不利，于是大叛变，表现了十足的羌，氐族个性。这反而给了曹操机会，趁此再解决掉卧榻近处最后的这一批蛮悍难服的胡化武力。

解决的过程有两个重点：一是凉州人贾诩献计，离间马超与韩遂；一是曹操本人也深悉凉州兵团的胡化个性“其众虽多，莫相归服，军无适主”。后来就是马超被逼得走投无路而投刘备，韩遂战败逃往羌人区而被部下所杀，献首级于曹操。凉州兵团与各路悍将，在关洛京畿的一段纷扰史就此告终。留下马超，马岱两孑遗，在蜀汉当刘备的政治统御艺术符徽。


三、凉州人必然的胡化因素


总结自东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应召入洛阳，到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自立为汉中王，凉州兵团这三十年在关洛华北的争战起伏消长，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一，董卓；二，李，郭，樊；三，张绣；四，马，韩。在军政局面上，前两个阶段是凉州兵团对东汉朝廷的摧残，后两个阶段是凉州兵团的强悍作战力被曹，刘所用，而成就其霸业。

凉州兵团有暴力摧残关洛精华地区与东汉帝国中枢，有强悍难御的作战力，却没有能力建立政权或长期掌握所踞地盘。这是因为在文化上受胡风影响的反复无常多疑易叛个性，其本身内部团队结构更是羌胡式的“莫相归服，军无适主”，所以暴起暴落，与中亚的草原民族性及生存方式很类似，难以稳固持久。

假如把历史的眼光再放大，放远，放细去观察，则可以发现：凉州兵团的胡风与胡化，具有非常实际的地理气候条件因素对于族群生活方式与民风的影响。

打开中国历代版图，可以看到凉州是自西汉武帝之后才划入领土的，而后来历代只要不是强大的汉族王朝，这个狭长的河西走廊，就一定是胡人独立的割据政权（如：五胡的五个“凉”国，两宋时代的“西夏”）。汉武帝之前，河西走廊本是月支人所居，而被匈奴逐往中亚印度，之后就是卫青，霍去病从匈奴手中夺取这块并不适合汉人耕稼居住的草原地区，建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而合成凉州，以及东汉以来匈奴衰落后，所留传的丧失祁连山草原家乡的悲歌。

但这个地区的居住人民，实际仍以羌，氐，匈奴为主，汉帝国只是派驻边区武力，日久之后，这些武力生活方式必然要当地化即胡化，再下去就是有一部分兵源也当地化（反而作战力更强），而最后是边防武力的全盘胡化。

这个蜕化演变方式，与同一时代欧洲西罗马帝国对于边塞日耳曼蛮族的募兵，后来在罗马帝国对于边塞斯拉夫蛮族的募兵，中世纪阿拉伯帝国对于边塞蛮族土耳其的募兵，以及唐朝的安禄山，明朝的建州（女真族）.都是相同类似模式，也都同样因此被蛮族渗入而覆亡。

这个属于世界史的模式轨迹，再进一步探索。可以提出两点新论。

第一，五胡乱华不必等到公元308年的永嘉之祸汉化匈奴人刘渊，刘聪父子，在这之前一个多世纪的东汉末胡化的凉州兵团为祸关洛，就可视为五胡乱华的前驱。

第二，汉胡文化的对立，冲突，融合问题，在文化的高低与武力的强弱之外，应该有一个历史发展相对论的看法，例如：五世纪末北魏文帝的全盘汉化政策之前三个世纪，已有董卓到马超这些东汉凉州兵团的胡化。

而公元189年胡化羌化的董卓开始的凉州兵团肆虐关洛三十年，并摧毁东汉帝国，也可视为过去百余年东汉长期军事镇压羌族以来，一个历史反讽的回光倒影。

在汉族稼穑帝国本身的优秀进步文化方面，董卓入洛阳之前十四年（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是大儒蔡邕等建立《熹平石第》于太学门外，这样的儒家官学盛事，以及之前六年党锢之祸大杀李应与太学生等300人——汉族儒家文化成熟而同时腐烂。

西汉武帝夺匈奴河西走廊建立凉州军事四郡之前二十年，在他登基之初的公元前140年（中国皇帝有年号的开始），即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百多年后的东汉盛世，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召开白虎观会议钦定五经正义，再由大儒班固编定《白虎通义》，使儒家思想达到首次成熟的颠峰，之后不到一百年而有《熹平石经》的建立。而这最后一个世纪的历史演变，一方面是东汉历任护羌校尉在羌族区不时地斩首万余人，或丧师三千人的长期消耗；另一方面则是儒家思想初度烂熟，所熏陶出的士大夫矫激之气，演变出东汉末期的名士空谈误国与化身为割据军阀。这两个方面共同蚀朽了中国历史上最重儒术的东汉帝国，最后造就了羌化的凉州兵团在关洛精华地区摧残中华文化的大浩劫。

历史的讽刺是:羌胡化而残暴嗜血的董卓,竟然知道尊贤而重用蔡邕,却因此使这位东汉的末代大儒受其株连而死于王允之手.于是两汉三百年儒学中断而沉沦。董卓伏诛后十五年，曹操征乌桓而接回了去国十二年的蔡邕之女蔡文姬.她在李傕（音“决”）,郭汜大洗劫关洛中华文化之后,凭记忆文章来续三坟五典,两汉风华至此凋零殆尽.

而当初召董卓入京助其夺取权力的大将军何进，后来留下一个被曹操（因娶何进之女）收养的孙子何晏。这位在《三国志魏书》有传的“思想家”，把凋零沉沦的儒学，往老庄避世思想方向引导，开魏晋六朝清谈无为颓风之先河，引进了后来五胡乱华的中国历史黑暗时期。

三国史实并不像《演义》说的“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那样浪漫轻松自在，而是羌，氐，匈奴的家园血泪史与辉煌灿烂的汉文化的浩劫史，是这几个民族丧魂落魄的沧桑，是中华发源地河洛关中的无尽悲凉，以及曹操，刘备这些劳碌的战略家们力挽狂澜的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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