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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文章太长了，请允许我分帖转述 （二）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雅俗两种文化，既然以礼乐诗书为内核的雅文化系中，周瑜的形象没有发生多大变异。那么就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在以民间意识为内核的俗文化系统中那位妇孺皆知，几成“妒才忌能、意气用事”代名词的周公瑾源起何处。
三国故事在三国时代结束之后不久便在民间有所流传。但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仍无法从有限的资料中了解到在俗文化系统中，周瑜的形象在南宋以前是如何演变的。而所能找到了年代最为久远的资料，就是宋元之际出现的话本《三分事略》。在这部为适应市民娱乐需求而产生的话本中，周瑜的形象已经是一落千丈，出现了质的下跌--
在政治上，他鼠目寸光，为一已私利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当曹军挥师南下之际，他傲慢地拒绝了孙权的任命，只是“每日伴小乔作乐”。至于决意破曹，却是孙权派人送去的一船“金珠缎”和孙明以“曹相取江吴，掳乔公二女，岂不辱元帅清名”之言相激，这才不得已为名利而“挂印延会”。
在军事上，他看似颇有才华，施苦肉计，定美人计，用帐幕船支”借箭；但更多的时候却是才智平庸，屡战屡败：战曹璋狼狈而逃；取荆州溃不成军；攻西川却被张飞断了后路，似乎人可败之。这种矛盾，起伏不定的军事能奇怪而勉强地揉合在他身上。
在人格修养上，他好大喜功，心胸狭隘。在黄鹤楼被刘备吹捧数句，便忘乎所以，醉洒误事，醒来之后还要“高骂众官”；赤壁之战中欲除孔明之因竟是“吾施妙计，使曹军片甲不回，而诸葛侵了我功”；甚至见到张飞背后旗上写着“车骑将军”也要气恼一番“牧牛村夫故言欺我，我家孙权官小如张飞”并怀恨在心。
史传文学中那位“雅量高致”、“性度恢廊”且“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的周公瑾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位才智碌碌，目光短浅，妒贤忌能，庸俗浅”庸俗浅薄的平庸之辈。那么，小说家缘何待周公瑾如此不公呢？这种匪夷所思的变异是否就是宋无之际根深蒂周的“魏篡立，吴割据”的正统论使然呢？
其实，正统观念固然可以对讲史这种市并文学产生一定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它并不是使用瑜形象发生质下跌的根本原因。
其一，所谓的正统观只是一种“义不相授受而强相辍系”的工具（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一》），是统自者为维护自身统治而制造的社舆论。宋元之际固然是“帝蜀寇魏”盛极一时，但周瑜毕竟不是这种观念关照下特别敏感矛盾焦点，因而许多受懦理浸淫极深的士大夫尚能仗史直言给他极高的评价，而民问艺人又怎么会更为执着去津乐道那一姓祚的正统观点，以至于废尽心机地连这个曾经联合刘备并拒曹军的周瑜都不放过呢？
其二，历史上的三国正统观，如走马灯式地变化频繁，但正如我们所追溯的，周瑜这一形象无论在何种正统观指导下的公私典籍中始终具有极高的稳定性，胆略兼人，雍容人雅是他固有 个性。既然历经上千年各种正统观的洗礼都未曾褪色，又怎么会宋元之际这种并不新鲜的正统观下发生质的突变呢？
其三，话本是市民娱乐的产物，而市井间“尊刘贬曹”的观念早已有之。据《东坡志林》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乏聚从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感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而与此同时，以曹魏为正统却是官方正统观的明确意向。可见，市民的好恶不可以统治者的正统观念为转移的。他们对人物的褒贬品评是有着自己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而他们的“拥刘”与官方的“帝蜀”的正统论是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因此，周瑜形象在宋元之际的突变不能简单地归为正统观念的作用（当然并不排除它也发生过一定的影响）而是有着与雅文化系统中的正统观念全然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
宋元时期，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和门阀制度的淡出，使得市民的队伍不断壮大，同时他们在经济上的力量也出现了质的飞跃。然而，作为一种特殊新兴的社会力量，在长期“重农抑末”的迷雾中，他们在政治上仍处于受歧视，被压迫的地位，于是，一种在政治上渴求平等，迫求权力的愿望在他们心底滋生发展，正如汪洙在《神童诗》中的一再提到的“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讲史、尤其是“说三分”之所以能为广大市民所喜爱，巩怕不仅在于它的娱乐性，更在于它是“为市井细民写心，”从市民的角度和理解去看待三国历史，从而寄托了市民的思想情感和政治愿望。那么，就让我们追寻《三分事略》中“拥刘贬曹”的思想轨迹去探究当时的民间艺人到底是从什么角度演化这段金戈铁马的历史，去改造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的。
市民虽长期处于被压迫，被歧视的地位，但他们毕竟还没有发展成为能与封建地主阶段相对抗的政治力量；相反他们的政治愿望还相当简单，渴求的只是一定程度上的平等与权利，而且“他们不能设想没皇帝，只能希遇到的是一个好皇帝；他们的理想中的领袖，就是有仁有义的明君。”而史传中的刘备便向来以“以人义为号召，在《三国志.庞统传》的裴注中他曾说“今与吾为水火昔，曹操也。曹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曹以橘，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这种“弘毅宽厚”以及知人待士不论贵贱的作风，无疑是市民理想中的曙光。
况且，“义”在宋元之际已经突破了儒家思想的传统定义，成为市民道德取向中的最高准则，他们常常以结义为纽带使这种“义”升华为一具有超越一切的生死不渝的精神力量。而刘备与关羽，张飞之间“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关羽传》）的关系极为符合市民的道德准则，于是他们便让刘、关、张以“义”相聚，而且终身守“义”，至死不渝。
再者，刘备虽名为中山靖王之后，但他早年“贩履织席”的生活，却使他实际上已论入早期 贱的市民队伍中。然而他却发迹于微未之中，定建工业，这无疑非常投合市民们“发迹变泰”的愿望。
于是，为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取向，拥刘而贬曹孙便逐渐在民间形成了迥异于正统观念的另一评价系统刘备集团的方向发展。不幸的是，周瑜却正是东吴集团中与刘备最为对立的人物之一--
据《三国志.周瑜传》载周瑜曾旧疏孙权，疏曰：“刘备以枭雄之资，而有关羽，张飞能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徒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猬割士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本来各为其主，这是一条极有远见的美人计。但是，讲史话本毕竟是籽适应市民的文化需求而产生的，带有浓厚的市民意识和情趣，而市民普遍的文化层次又决了他们不可能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去把握全局，去理解一个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周瑜，更不可能清醒地意识到政治斗争中的残酷性是切不可与人格上的卑劣混为一谈的。爱僧分明的他们是决不允许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刘备受到他人如此“陷害”的，因为害人之心切不可有是市民道德准则中至关重要的一务；加之周瑜“从祖父景，景子忠，皆为汉太尉”的士族出身并不是令他们太喜欢。于是，在《三分事略》中便出现了一个为好恶鲜明的市民所津津乐道的心胸狭隘，才智平庸的周瑜。
从作品中不难看出《三分事略》是完全把周瑜作为刘备集团的对立面来处理的，并且采用了一种低层次的单向、平面的手法来贬斥周瑜，以此来反衬出刘备集团人物的忠义智信。这种幼雅朴素的手法，使得周瑜的性格只能显现出单一而平面的狭隘与平庸，甚至是愚蠢，相当的脸谱化，简单化，不过这倒是颇为符合说唱文学易懂易唱，人物性格单纯而鲜明的特征。
这种受市民意识影响的创作倾向延续到元代的杂剧中便越发地明显了。
元代三国戏有40种，涉及到周瑜的有《隔江斗智》、《黄鹤楼》、《庞掠四都》以及《周公瑾得志取小乔》和《周瑜谒鲁肃》。
后两种完全是沦落于市井中的书会文人“借他人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们让周瑜落魄为穷困书生，借他之口抒发出“穷书生半世干忙”的若闷傍徨，而又借他的否极泰来，飞黄腾达传达出希望出仕，得遇明主的愿望。在这两部作品中，周瑜的才能修养倒是与史书颇为接近，“文武兼济”，“每回临阵，无不干功”，待人“用礼施谦让”，但遗憾的是这些作品与三国矛盾毫无瓜葛。
而在那些实质性示三国矛盾的作品中，一旦触及孙刘矛盾，那么创作倾向则与《三分事略》一脉相承，甚至有过之而不及。诸葛亮的千智慧和谋略在戏里写得很突出，而周瑜依然是一个低层次的权衬人物--在二人的明争暗斗中，孔明总是比周瑜棋高一着，无论是暗设陷井的鸿门宴，还是谁着笑脸的美人计，都被孔明--识破，所谓“周瑜枉用千条计，输与南阳一卧龙”。在诸葛孔明面前，周瑜越发显得智术短浅，低能可笑而又妒才忌能。
就这样，一个与雅文化系统中的褒物文字形成鲜明对照的周愈形象，于宋元之际，在强烈的市民意识的关照吓诞生了，并随着戏曲的广为传喝而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 
发表于 2008-03-04 19: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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