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高官可以谈财经，可以谈农业，可以谈科技，可以谈商贸，可以谈外交，可以谈交通，可以谈房地产，可以谈GDP，可以谈京剧，可以谈诗歌，甚至于政治体治改革，也未尝不可以挂在嘴边，为自己赚得几分英明形象。然而偏偏不守正题，思想出轨要跑来谈谈人格独立，就不免让人哑然失笑。众所周知，中国思想界有这样一句话：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语出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碑文。王国维者，晚清民国之学术巨子，国学大师，梁启超赞他为“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鲁迅虽揶揄他“老实得像火腿”，但也承认“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然而如此绝代人物，面对时代动荡，却不愿苟且偷生，随世浮沉，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嘱而毅然跳湖，贞高绝俗，徇国忘家，让人高山仰止，心悦诚服；再有陈寅恪本人，在1949年后，面对红朝专政，思想整肃的恐怖局面，为捍卫学术尊严，不畏强权，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直率阐述了自己对于学术研究“独立，自由”的看法，希望能“得到毛公、刘公一纸证明书”允许“中古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不学习政治……”，碧血丹心，高风峻节，也让人肃然起敬，所以有如此学问，如此人品，以上两者，才真正担得起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之评语。
然而体制内官员何以敢自称？真真是莫名其妙。所谓独立，必不随波逐流，必不人云亦云，必不因循声附会，必不承颜候色，面对困难，面对抉择，必须有主见，有态度，有勇气，有行动，才可担当得起这独立二字。但中国的官场，众所皆知，是一个带辐射的磁场，一脚跨进去，文山会海、请示汇报，先要学到“多做多错，不做不错”的龟缩潜规则，左瞟右看，枪打出头鸟，很快就学会要跟周围的人一个样，如此奴才表现、太监心态怎可称得上是独立？真是让人好笑！更何况中国式宫廷政治的思维，“老板”带头做了一件事，下面的人有一种“与领导保持一致”的恐惧和冲动。他生怕如果自己不学步，会有别的人打小报告。中国社会的政治，都有一种“心理恐怖平衡”，他怕如果自己不表态，领导会对自己的忠诚起疑，所以中国的官场，向来强调的是识相，知时务，话头醒性，会察言观色，以躲得明枪暗箭，圈套陷阱，如此久经沙场，不要说独立二字没有，连自己的面目恐怕都日渐模糊，成为集体中的一个标点符号。
再说中国当下的体制，讲究的是党性二字，所谓党性，就是服从大局，听命上级，接受调谴，不问是非，严格说来，根本就与人性对立，如何能一边尽心尽力当奴才，一边又高谈阔论人格独立？稍用脑子来想一想，就知是荒谬之事，试看平时拿腔捏调的词语：坚绝贯彻，自觉维护，热烈拥戴，完全服从，团结在某某周围，高度保持一致，深刻学习领会、认真贯彻执行等，简直是与独立二字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也。所以古人说得好，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也，要党性就无人性，要人性就远党性，两者之间必选一，不可能又当婊子又立牌坊。而且中国政坛，彼此之间利益交错，关系又盘根错节，在相互钳制、博弈的局面下，也不可能独立。这一点不要说当下，从1949建政之后，情况何尝不是如此，高岗、饶漱石、刘少奇、彭德怀、林彪，不过就是想冒下头，连独立都谈不上，就被批为另立山头，对抗中央，被整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还有八十年代的那两位老先生，名字到现在都是敏感词，有这些政治教训在前，谁敢轻易越轨于后？再说了，从官方意识形态来讲人格独立这四字，对当局而言简直就是洪水猛兽，斩杀于萌芽还怕来不及，如何能让之顺利茁壮成长？试问，当你一提倡人格独立时，领导会不会心里猜忌，这是不是要和我唱对台戏，不听我指挥？人格一独立，老百姓还会不会听话，是不是要搞美国的“独立战争”，充当“反华势力的急先锋”？人格一独立，官员出事会不会往美领馆跑，会不会潜逃加拿大？仅仅假想一下，便惹出这么多大问题，如何能叫领导放心呢？恐怕晚上睡觉都不安稳。所以，求名得名，求财得财就好，这些事情大家都心知肚明，用不着为自己拼命捞形象，人格独立这种沽名钓誉的鬼话，还是就此打住吧 |
发表于 2012-03-18 03: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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